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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滸:晚清史研究的“深翻”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7730 更新時間:2017-9-7


相較于“民國范兒”在當下的門庭若市,先前長期在中國近代史體系中占據主力位置的“晚清七十年”,如今多少顯得有些落寞。但凡稍微翻閱一下那些素負盛名的學術期刊,便可發現,近十余年來晚清史領域的成果不僅始終在一個較低的比例上徘徊,產生較大影響的成果更是寥若晨星。特別是當年那些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為中心的重大論題,當下愈形落寞。眾所周知,傳統上對這些重大論題的研究主要是以政治史為取向的,所以這種落寞自然也標志著晚清政治史研究的衰頹。

晚清史乃至中國近代史領域,雖然在研究內容和取向上日趨多元化發展態勢,但是以政治史為中心的重大論題,仍然是構成現行歷史認知體系的主干。而事實也一再證明,圍繞此類研究發生的許多爭論,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學術影響、社會影響乃至政治影響。同時也不可否認,對傳統重大論題的繼續研究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作,推陳出新的難度極大。首先,這些重大論題都有著十分厚重的學術積累,不夸張地說,哪怕是就某一論題做個比較完善的成果索引,都需要花費后來者極大的時間和精力成本。其次,關于這些論題的資料也大都非常繁復,處理起來十分棘手,更何況,進入新世紀以后,這方面的繁難程度又大大加深了。

新世紀處理資料的工作難度之所以大大加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恰恰在晚清史研究整體走低的這個時期,晚清史資料建設卻出現了一個大發展大繁榮的階段。這個階段的起點,乃是國家于新世紀之初啟動了清史纂修工程。這項堪稱建國后最大的文化工程,將文獻整理作為重大任務之一,支持了多項清代歷史資料的清查、整理和出版工作。無論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國家圖書館等國家級文獻機構,還是各地圖書館、檔案館等機構,都借助清史工程的東風,紛紛推出珍藏的清史資料。據初步估算,在這些資料中,如果略微寬泛一點,把1800年以后都劃入晚清范圍,則該部分資料至少占六成以上;而以重大事件、精英人物為中心的資料,又占據了非?捎^的比重。毋庸置疑,就資料建設而言,過去十多年堪稱晚清史的一個“黃金時代”。

本來,對重大論題開展繼續研究是有著良好潛力的。原因很簡單,厚重的學術積累可以保證再出發的高度和深度,資料建設的良好走勢又是細化、深化研究內容的得力保障?涩F實情況卻是,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對學界特別是年青學人越來越少有吸引力,另一方面,近年來又少見富有新意的成果面世。造成這般反差的原因非常復雜,但其中的關鍵之一,應該是尋找可持續研究方向上面臨的困難。一般地,對晚清史領域的許多重大論題來說,那種試圖“填補空白”式的做法已經沒有多大市場(即使有,很有可能也是一塊無足輕重的空地)。而那些力求在已開墾領域繼續耕耘的嘗試,又往往會眩暈于數量龐大的既有研究和相關資料。近年來面世的晚清史成果,特別是很多博士、碩士學位論文,很大程度上便因生硬運用“竭澤而漁”的做法而造成了明顯的消化不良。其主要表現是:在學術回顧時,對大量先行研究的介紹往往流于綜述式羅列;在運用資料時,要么企圖抓住稀見資料作為救命稻草,要么是甘做堆砌資料的搬運工。在這種基礎上的研究要想有所新意,實屬緣木求魚。

那么,要對重大論題的研究進行拓展,究竟還沒有出路呢?在筆者看來,“深翻”大概是一條值得嘗試的路徑。所謂“深翻”,簡單說來就是要做到兩個“深入”:第一,需要在充分認識以往研究整體走勢的前提下,深入檢視那些主導性研究的問題意識及其可能存在的認識誤區,以便找出進一步前進的可靠方向;第二,需要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賴以立論的資料基礎,找出其資料上的局限與運用上的缺陷,繼而再重審舊資料、挖掘相關新資料,通過對新舊資料的融會貫通,最終形成對相關史事的準確解讀。

可以預見,這種“深翻”方式能夠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一方面,在通常的學術史回顧中,要想全面介紹數量龐大、觀點紛紜的既有研究,判定其優劣得失,是件極耗精力的工作,而通過“深翻”來抓住那些主導性研究的問題意識,可以較快地發現以往研究具有共通性的認識局限與誤區,從而避開某些死循環或偽問題的陷阱。另一方面,由于這種“深翻”方式立足于對以往研究的資料基礎的深入反思,在資料處理上能夠較以往有著更明確的原則與方向,這就使得在面對即便是海量的資料時,也不至于陷入要么茫然失措、要么被資料牽著鼻子走而不能自拔的窘境。

常言道,知易行難;蛟S有人會提出,你這個關于“深翻”的說法,會不會只是看上去很美呢?對此,筆者嘗試結合自己近年來從事盛宣懷研究的體會,對這一說法進行一些較為具體的闡述。

盛宣懷在晚清史上的重要地位已無需贅言,盛宣懷研究自然早就成為一個較為重大的論題。有關盛宣懷研究的基本狀況,大致可以按時間段分為兩部分來介紹。就20世紀的研究狀況而言,易惠莉等人主編的《二十世紀盛宣懷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一書,是一個較好的了解指南。從中可以看出,以20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學者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的研究為發端,半個世紀的時間里,國內外相關學術成果延綿不絕,總共出版4部著作和100篇左右的論文。該書收錄了代表性論文21篇,大體覆蓋了20世紀盛宣懷研究的各個具體領域,也較為充分地反映了當時研究的水平。不過,這里應該指出,如果要全面把握20世紀學界對盛宣懷的認識,還不能局限于這些成果。要知道,大量涉及洋務運動乃至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都會經常提到盛宣懷,而這些研究的總量又十分龐大。因此,要想全面羅列盛宣懷研究的情況,肯定十分繁難。

進入21世紀以后,海外學界的盛宣懷研究基本陷于停滯狀態,相關成果主要出現在大陸學界。根據中國知網數據統計,從2001年至今,發表相關期刊論文共達380余篇,另有3篇博士論文、27篇碩士論文。不過,其中屬于CSSCI期刊的論文僅有30余篇,史學類期刊上又僅有13篇。在著作方面,此時期出現的絕大多數作品都屬于通俗讀物,具有學術價值的成果,僅有夏東元編著的《盛宣懷年譜長編》一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4年)。又因對洋務運動和中國近代經濟史的研究在21世紀也陷于衰落狀態,所以說,如果要做21世紀盛宣懷研究綜述,大概比做20世紀的綜述要簡單一些。

毫無疑問,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巨擘相比,盛宣懷研究的成果從數量看是大為遜色的。不過,這種情況決不是研究資料的缺乏造成的。就資料而言,與盛宣懷相關的資料之多,晚清史人物很少有能與之匹敵的。1919年,盛宣懷之子盛同頤等人編刻了100卷《愚齋存稿》,這是一部體量堪比吳汝綸所編《李文忠公全書》、許同莘所編《張文襄公全書》的大部頭文獻,后來亦與該兩書收入沈云龍主編的《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不過,《愚齋存稿》所收資料的起始時間遲至1896年,這對研究盛宣懷的早期生涯顯然是個巨大的阻礙。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盛宣懷研究資料出現了一個整理出版的高潮。在大陸地區,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上海圖書館于七十年代整理館藏盛宣懷檔案的部分成果,即陳旭麓、顧廷龍、汪熙共同主編的《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系列的第一批,包括《辛亥革命前后》、《湖北開采煤鐵總局、荊門礦務總局》、《甲午中日戰爭》(上、下)、《漢冶萍公司》(一、二),共46冊。香港中文大學則于八十年代收購了一批盛宣懷書牘文獻后,特邀請王爾敏主持整理,先后出版相應成果共618冊,包括《近代名人手札真跡》(共9冊)、《近代名人手札精選》、《盛宣懷實業函電稿》(上、下)、《清季外交因應函電資料》、《清季議訂中外商約交涉》(上、下)、《盛宣懷實業朋僚函稿》(上、中、下)。據粗略估算,這些資料總量大約在350萬字以上,包含了許多盛宣懷在甲午戰爭之前的活動內容,且少有與《愚齋存稿》重合者。

進入21世紀,盛宣懷資料的整理又邁上了一個新臺階。首先是上海人民出版社自2000年起,陸續出版了《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系列的余下部分,即《中國通商銀行》、《上海機器織布局》、《義和團運動》、《漢冶萍公司》(三)、《輪船招商局》,共6冊。其次,也是更為宏大的成果,是上海圖書館自20世紀九十年代啟動的、全面整理館藏盛宣懷未刊檔案的工作,終于宣告完成。除了全部17萬多件原始檔案于2008年實現館內電子閱覽外,從中精選而出的100冊《盛宣懷檔案選編》亦在清史工程的支持下,于2015年出版。至此,有關盛宣懷的研究資料面世總量已超過1億字,堪稱晚清史范圍內規模最大的私人檔案。

按照通常的想法,既然關于盛宣懷的資料如此豐富,尤其是新世紀以來面世資料的很大部分都尚未被充分利用過,那么推進盛宣懷研究,豈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嗎?但事實是,仔細審視一下新世紀盛宣懷研究的成果,可以說,要全面超越20世紀的研究水平,似乎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其一,就研究主題而言,新世紀成果所關注的實業活動、教育文化、社會救濟等內容,皆非早先研究中的空白領域;其二,就研究框架而言,新世紀研究仍以現代化模式為主導,而這一思路早在20世紀五十年代就已成型了?偟恼f來,新世紀固然有些成果在論述內容上較先前更為豐富、細致,但在整體的研究視角、認知方式和邏輯上,很少出現具有突破性和超越性的思路。

話說回來,上世紀的研究又究竟達到了怎樣的水平呢?如前所述,盛宣懷在當時學界受到的關注還是相當廣泛的,相關成果看來也較為可觀。但是,這種可觀狀況同樣是經不起“深翻”的。除去那些對盛宣懷泛泛而談的研究,真正表現出了明確的問題意識、并成為其后許多具體研究的出發點的標志性成果,嚴格說來僅有兩種。其一是費維愷于1958年推出的《中國早期工業化:盛宣懷(1844-1916)和官督商辦企業》,該書主要依靠《愚齋存稿》以及李鴻章、張之洞的已刊文集,對盛宣懷的近代工業化活動首次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其二是夏東元于1988年出版的《盛宣懷傳》,該書大量運用了上海圖書館館藏盛宣懷檔案,結合已問世資料,對盛宣懷幾乎一生的主要活動首次做出了全面勾勒。另外,夏東元在2004年推出的《盛宣懷年譜資料長編》一書中,雖然多處以按語形式,表達了他對一些問題的繼續思考,但這些思考基本屬于對《盛宣懷傳》中觀點的發揮,并未生發出新的問題意識。

2部著作的典范意義在于,其內容和框架都深深影響了后續研究。費維愷的研究盡管由于資料的限制,只能集中探討盛宣懷的重要實業活動,但通過對官督商辦體制、西方沖擊作用的分析,開創了運用“傳統-現代”框架研究盛宣懷的先河。夏東元則緊跟改革開放后重新評價洋務運動的潮流,在《盛宣懷傳》中率先采用帶有現代化意味的思路,對盛宣懷在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給出了積極評價。由于夏東元較早參與整理上海圖書館館藏盛宣懷檔案,對資料的掌握遠超他人,故而其研究幾乎覆蓋了盛宣懷平生活動的方方面面。不夸張地說,其后學界從事盛宣懷研究的各類主題,或多或少都能從夏東元的這部著作中找到先行線索。由此,在現代化范式的籠罩之下,對盛宣懷平生的各項事功進行條分縷析式的論述,也就成為盛宣懷研究中廣為沿襲的基調。

不過,恰恰也是這兩種代表性著作,鮮明地展示了上述這種基調步入死胡同的前景。這是因為,盡管同樣以現代化范式為依歸,費維愷和夏東元針對盛宣懷事功所做出的評價卻是南轅北轍。在費維愷看來,雖然盛宣懷“能夠對接受西方工商業技術的有用之處起到很有利的作用”,但是家庭、紳士、官僚等幾重角色“把他束縛于傳統的價值觀之中”,又“造成了他作為一個工業企業家的弱點”,最終使他的實業活動并未成為“中國經濟改造的基礎”。(《中國早期工業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15、122、316、321頁)夏東元則認為,盡管“盛宣懷有著將封建的‘官’與資本主義的‘商’混在一起的局限性”,但“他的經濟主張和所辦近代工商業卻是符合歷史要求的,規定他在經濟上基本上是一個成功者”。(《盛宣懷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9-10頁)正如柯文(Paul A. Cohen)批評的那樣,這種以“傳統”與“現代”兩分法為基礎的現代化范式,一大問題就是“采用整齊勻稱的概念,來描繪和解釋根本上不勻稱的現實”。(《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華書局1989年,第78頁)因此,如果后續研究只是在這兩種觀點之間打轉,或是企圖折中其間,其研究價值也就注定堪憂了。

在“深翻”出以往權威研究的認知方式及其局限之后,接下來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克服以往局限的基礎上來推進盛宣懷研究呢?對于這一問題,最為有效的回應之一,便是啟動“深翻”工作的另一個部分,即深入勘查以往研究賴以立論的資料基礎及其運用方式。無須贅述,“論從史出”、“有一分資料說一分話”是史學傳統中奉行不二的法門。由此而言,任何史學研究都必須經得起對其資料基礎的嚴格審查。不幸的是,在盛宣懷研究這一領域,這種審查工作長期以來都被忽視了。與此同時,也正是通過這種審查工作,又為我們從研究實踐的角度來把握、克服以往局限提供了極好的幫助。對此說法,下面將運用一個具體例子來加以說明。

這個具體例子,就是盛宣懷如何走向洋務之路的問題。眾所周知,盛宣懷步入洋務之路的起點是參與籌辦輪船招商局。那他又因何能夠參與籌辦活動呢?在費維愷看來,這是盛宣懷成為李鴻章幕僚后,借助中國傳統的庇護關系而形成的結果。夏東元則在承認這種庇護關系的同時,又強調盛宣懷之所以能夠入局,更得益于“因職務之便往來于津滬等地”,“接觸到很多新鮮事物,如新技術、新思想等”。(《盛宣懷傳》,第8頁)顯然,費維愷主要從傳統因素的一面來理解這一問題,夏東元則更愿意指明其中具有現代因素的成分。至此,似乎陷入了一個難局。首先,該兩者在觀點上的分歧似乎很難調和。其次,兩人的解釋看起來也都存在著難以追蹤之處,例如,李鴻章的幕僚眾多,何以盛宣懷會獨自受到入局的眷顧呢?至于有機會往來津滬兩地、接受新鮮事物的幕僚,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僅止于盛宣懷一人。由于這些問題都屬于從常理出發的質疑,并無足夠詳細的資料加以探究,因此不能成為下一步研究的可靠進路。

一旦把目光轉到兩者的資料基礎,發現真正可靠的進路也就豁然開朗了。從中首先可以發現,他們的主要論述依據,其實來自于同一份資料,即盛宣懷之子盛同頤等人纂成的、表述盛宣懷生平事功的《行述》。的確,由于能夠反映盛宣懷早期活動情況的資料,在很長時間內都極其稀少,所以這份《行述》自然成為研究者不得不倚重的資料。而必須指出的另一個問題是,無論是費維愷,還是夏東元,又都只是從中提取部分信息作為自己的立論依據,并未對《行述》對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的陳述進行全面考察。按《行述》所述,盛宣懷從入幕到入局的過程中,還經歷了從軍、辦賑兩個環節,其與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是否也有關聯呢?由于資料的限制和認知方式的偏好,費維愷和夏東元皆對這兩個環節一筆帶過。而在新世紀面世的新版《李鴻章全集》之中,恰好提供了許多關于盛宣懷從軍、辦賑活動的線索。

結合新舊資料,可以看出,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的過程,遠非費、夏當年書中所說的那樣平坦。簡單說來,盛宣懷入幕之初希冀的是從軍晉身之路,卻在李鴻章于同治九年(1870)轉任直隸總督時被朝廷下令離開李鴻章幕府,由于次年直隸大水的爆發,盛宣懷憑借助賑活動得以再度為李鴻章效力,并因此與近代航運業多有接觸;同時這場大水又引發了清廷關于輪船招商的爭論,李鴻章這才著意創辦輪船招商局,而盛宣懷也由此得到入局機會?v觀這一入幕、從軍受阻、辦賑、入局的連續轉換過程,不僅盛宣懷的命運經歷了復雜的變換,政治、經濟和社會等各個領域之間也發生了復雜互動,傳統與近代因素也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多有交織融合之處。并且,通過資料的“深翻”而得到重新揭示的、盛宣懷走向洋務之路的過程,對于理解洋務建設如何演變為一項社會運動的歷史進程,以及近代工業化如何在中國落實的過程,顯然不無啟發意義。

關于盛宣懷研究中可以“深翻”的其他例子,筆者另有一些已發表和未發表的文章,此不贅述。而此種“深翻”方式的應用領域,應該絕不會僅止于盛宣懷研究?梢哉f,這種將發掘理論局限和資料局限結合起來進行反思的路徑,特別有助于傳統重大論題研究的推進。其實,這種方式也不是沒有人嘗試過。如茅海建前些年關于戊戌變法的再研究,與本文介紹的思路就有不少相通之處。而在晚清史的范圍內,無論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等重大事件,還是林則徐、李鴻章、張之洞等重要人物,都是有著足夠厚度和深度學術積累的重大論題,也完全都具備進行“深翻”式研究的必要性與可能性。我們相信,只有隨著這些重大論題研究真正得到推進,才能從根本上扭轉晚清史政治史乃至晚清史研究的下行頹勢。以上僅是筆者從事晚清史研究過程中的一點淺見,其中定有不當之處,敬祈方家指正。


                              (該文原刊于《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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