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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喆、陳雅瑤:2017年清史研究綜述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1370 更新時間:2019-2-23

2017年清史研究綜述

孫喆 陳雅瑤

2017年度的清史研究一如既往地保持著旺盛的活力,研究者熱情不減,產生出眾多的成果,其中不乏優秀之作。本文擬以專題形式對本年度清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加以簡要梳理和介紹。

一、政治史研究

近年來,隨著回歸政治史研究呼聲的日益高漲,清代政治史研究成為2017年清史研究中分量最重的部分之一,并在視角、方法和手段上有了一些新的變化。

政治事件 令人饒有興趣的是,本年出現了學者運用新的史料或者視角對政治史上的一些“老問題”進行重新解讀和闡釋的現象。清初一些史事因材料不足,留下許多未解之處。如清初三大迷案之一的“太后下嫁”問題,楊珍以滿漢文檔案相互參照的方式,對多爾袞稱號的形成與變化以及“皇父攝政王”在滿、漢文中的歧義進行梳理,認為順治帝稱多爾袞為“ama wang”(父王)是滿洲舊俗,多爾袞從未被稱為“han ama”(皇父),其稱號“皇父攝政王”的滿文原文實際上并無“皇父”二字,“皇父”是滿、漢文互譯時造成的歧義。[①]姚念慈《皇太極入關機緣與得失——明金己巳之役若干問題考辨》以明、清兩方面史料互相印證,就皇太極興兵本意、明朝撫御蒙古失策、薊鎮虛弱與金軍入關之因緣、袁崇煥勤王及北京城下之戰、崇禎逮捕袁崇煥與反間計之真偽、金軍北返路線與時間、皇太極大統山海關受阻及出關之際明金兩國態勢等問題進行了考辨。[②]羅布系統梳理了從吳三桂入滇署理云貴軍政到清廷平定“三藩之亂”這一段時間內,吳三桂與清廷、五世達賴喇嘛、和碩特蒙古等多種力量在西南地區的博弈,并對中央王朝的權威在青藏地區的滲透、確立和逐步加強的過程做了論述。[③]徐凱通過對日本、韓國收錄的四份文獻進行比對和互校,嘗試復原吳三桂的討清檄文。[④]細谷良夫利用中日朝三種語言的文獻記載,揭示了康熙帝針對“三藩之亂”頒布《平定詔》之后所發生的一系列隱秘史事。[⑤]張一馳通過發掘檔案和文獻中的相關史實,對乾隆初年的許王猷、仲永檀事件進行了研究,試圖展現該案臺前幕后錯綜復雜的京官社交關系網絡,并對官員的社交網絡與政治的關系予以討論。[⑥]江曉成通過考察清代京債的存在狀況、利率等問題,透視官員借債這一行為對地方吏治的影響。[⑦]趙云田對乾隆皇帝的巡幸活動進行了細致梳理,由此管窺清王朝由盛到衰的歷史謎因。[⑧]云妍借助電子檢索手段,通過全面梳理檔案材料,對清代抄家案件的原因做了統計和分析。[⑨]

晚清政治史的研究依然是本年的一大熱點,其中又以對重要政治事件的研究為重,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桑兵對袁世凱的《請速定大計折》的時間、內容及其是否出奏等問題進行重新勘定,提出了與以往不同的看法。他指出,《請速定大計折》的擬定約在19111225、26日間,且實際上并未正式出奏,但袁世凱已經就此與閣僚及部分親貴暗中通氣協商以試探帝后的態度。后因退位之議尚未正式商定即被意外披露,導致擁清勢力激烈反彈,故而于1912119日刊布了《請速定大計折》,目的是對堅持君主制的擁清勢力產生釜底抽薪的作用。[⑩]朱文亮從皇族內爭的視角對袁世凱復出的整個過程進行探討,兼論袁世凱被罷的原因及其復出的條件。他認為,袁世凱遭到罷免,是載灃和隆裕太后雙方的共同決定,后來載灃雖傾向于起復袁世凱,但遭到隆裕阻止。武昌起義之后,袁世凱正式復出,主要得益于皇族各派的支持與默許而非列強施加的壓力。[]

朱滸根據新版《李鴻章全集》中的相關記錄,對盛宣懷早期活動做了梳理,指出《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少保郵船大臣顯考杏蓀府君行述》夸大了盛宣懷籌辦招商局的作用,盛宣懷在招商局中的地位雖然經歷了一個逐漸上升的過程,但還未達到掌控全局的程度。[]朱滸還對李鴻章的洋務活動在19世紀70年代后期出現停滯的原因做了分析,認為“丁戊奇荒”所導致的賑務對洋務形成的傾軋是關鍵因素。[]邱濤對以往關于甲午陸戰研究中一些已被“定案”的“史實”進行了重新檢視,提出與以往研究不同的觀點。[]

李學峰以載灃與清末海軍復興的關系為研究切入點,論述了光緒末年載灃興復海軍的緣由、所做努力及其遇到的困難和最后的失敗。[]張禮恒將朝鮮“朝士視察團”與清朝駐日使領互交往的內容,置于近代東亞國家全面轉型的背景之下,剖析了中朝官員會談背后的歷史原因,展現中朝兩國在變局下的艱難抉擇。[]安東強和姜帆從朝野輿論和報刊記載出發,考察了丁未皖案對清末政局的影響,指出該案的發生,在權力高層上,間接促使清政府決意設資政院和籌辦諮議局;在朝野輿論上,將滿漢關系、革命黨等問題推向輿論焦點;在長江中下游巡防設置上,清政府改變了此前的長江防務格局,試圖抵制革命勢力的發展,引發了清政府與沿江督撫的博弈。[]張海榮辨析了載灃與榮祿之女聯姻的相關史實,就其對晚清政局的顯著影響做了討論。[]賈小葉以“康黨”為切入點,系統梳理了戊戌時期學術、政治紛爭的流變、內涵及其后果,探討“康黨”一系與戊戌學術政治紛爭之關系。[]他還通過爬梳相關史料,對《杭州駐防瓜爾佳氏上皇太后書》的作者進行了考證,并由此窺探戊戌己亥年間清廷與“康黨”、新黨之間的矛盾關系。[]

政治制度 關于制度史的梳理和研究,也是近年來政治史用力頗多的領域,2017年延續了這一趨勢。姚敏利用清代會典、檔案和實物等,從功牌的等第、式樣、授予對象和頒賞程序以及與其相關的優恤政策等方面,對清代的功牌制度做了系統梳理,同時厘清前人對清代功牌研究中的疏誤之處。[21]柏樺較為系統地整理了清代罪犯發遣新疆的相關制度,指出發遣新疆的罪犯與發往新疆軍臺效力贖罪的獲罪官員兩個群體之間,在人員來源、承擔的勞役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不宜高估發遣新疆的罪犯對新疆的開發與發展的作用。[22]陳晨追溯了巡察御史的制度淵源與設立始末,對其介入地方政治并實現職權延伸的態勢做了考察,并從制度層面揭示其廢置的深層原因。[23]張振國論述了貴州苗疆官缺制度從初創到定制的演變過程,并對變化的實質及階段性特征進行了動態分析。[24]劉仲華以圓明園輪班奏事為切入點,通過描述雍正至咸豐時期御園理政在不同歷史時期所面臨的危機與困境,對清代中央政權的運行方式及御園理政的合法性問題做了探討。[25]孔勇通過解讀清前期皇帝在京師太學和闕里祭孔時衍圣公的陪祀之制,揭示衍圣公陪祀的政治和文化意蘊。[26]

關于八旗制度及滿洲特殊性的研究,也是討論較多的領域。陳力從抬旗、換旗、降旗三個方面對八旗系統內部改旗制度進行了較為系統的闡述。[27]王敬雅則以《滿洲品級考》和《銓選則例》中的相關條例作為切入點,分析滿洲官員在升轉中的實際情況,并與漢官升轉作對比。她的結論是,隨著滿員外任禁令的逐步解除及滿洲內部在升遷上逐漸不分旗分和文武互用,滿人的升轉較漢人更為暢通。[28]關康以葉赫納喇氏阿什達爾漢家族的三個佐領為考察對象,研究清代滿洲佐領的編設、認定、承襲等問題。[29]孫靜針對八旗漢軍的地位問題,提出“邊緣化”和“滿化”并行不悖是八旗漢軍發展的兩個重要特點。[30]

關于晚清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清末十年政治制度的研究。李細珠對自己提出的“內外皆輕”權力格局進行了再研究,闡述了這一權力格局對民初政治走向的影響,指出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與地方督撫權威一并衰落之際爆發,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乘勢而動,試圖重建統治權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離析,導致民國初年的軍閥政治。民初軍閥不是清末地方督撫勢力自然增長的延伸,而是掌握軍隊尤其是新軍的新生勢力的崛起。[31]他在《變局與抉擇:晚晴人物研究》一書中,對大變局之下各階層的政治抉擇和心路歷程做了較為細致的描述,尤其對中下層人士,諸如管庭芬、魏源、容閎、譚嗣同等的道路轉變予以了關照。[32]李俊嶺利用相關檔案,闡述了禮學館的設立過程及其修訂禮制的舉措,并從政見沖突、文化焦慮與制度變革三個層面揭示了清末立憲所面臨的復雜局面及失敗原因。[33]趙虎在廣泛搜集資料的基礎上,對辛丑回鑾之前政務處的新政舉措進行了研究,試圖重建政務處在設立初期的歷史圖景,管窺其在清末新政中的作用。[34]熊月之對晚清胥吏之害及有識之士改造胥吏的思想進行了述評,提出對這一群體治理成效甚微的主要緣由,蓋因這一頑癥是與整個君主專制機體緊密聯系在一起的,無法孤立治理。[35]崔志海的《當代中國晚清政治史研究》一書對1949年以來近60年來國內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十個專題分別做了綜合性的回顧和總結,并指出各專題史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文書制度 一些學者運用地方檔案等文獻材料,對清代文書制度,尤其是其運行情況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吳佩林、曹婷以《清代南部縣衙檔案》為史料基礎,敘述和分析了畫行制度的沿革、使用對象及其實際運作情況[36],并從知縣的官銜位置、官銜相關術語和官銜信息釋讀三個方面分析清代州縣官的官銜在檔案文書中的記載情況。[37]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討論了“敘供”這一文書形式的制作和演變過程,指出“敘供”由案件承辦房的書吏完成,并非僅出于“刑房”;它經歷了由早期不寫房名,到后期具體到相應房,甚至兼及書吏名姓的演變過程。敘供與兩造呈詞的基本事實大體相同,但也有不少大相徑庭的案卷存在。[38]裴丹青通過考察清代省友與藩臬二司、督撫部院書吏在州縣省務運作中的情形,探討清代省級行政機構與州縣衙門基于“文書”之外的行政運作實態,說明省友的作用。[39]黎春林對紅稟的格式進行了歸納,對紅稟檔案整理著錄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予以分析,并探討紅白稟與正副稟之間的淵源關系。[40]

法制史 2017年的法制史在研究重點上依然是法制變遷和法律的社會實踐。鹿智鈞對清朝入關后的法制變遷及旗人在清律中的特殊地位做了較為系統的闡述。[41]羅洪啟以清代刑部“駁案”與“說帖”中的人命案件為基本材料,對清代刑事裁決的司法論證過程及特色進行了微觀上的考察。[42]鄭小悠從清代堂司關系的前后變化與禮儀反差、在京日常公務中堂司之間的交往模式、欽差辦案時堂司之間交往模式三個方面對刑部堂官與司官之間的關系做了論述。[43]孫斌以《駁案匯編》中纂修入例的成案為基礎,分析了清代因案生例的運作機制及其影響。[44]曹英從考察調解息訟制度在晚清民間涉外債務糾紛中的運用為著眼點,探討這一制度的由來、作用和歷史意義。[45]

張劍虹以清代內務府慎刑司奏案為依據,研究清代內務府案件管轄權的真實運作情況。[46]張朝陽、曹樹基利用新發現的鄱陽湖區文書以及江西都昌縣檔案館館藏訴訟抄底,討論了清代中期江西都昌縣曹氏和鄱陽縣楊氏之間的一樁官司,并審視該訴訟案中所反映出的法律與市場的關系。[47]劉永華、溫海波追溯了中國古代畫押的起源,總結明清時期畫押的主要類型,并探討畫押與各類官私文書之間的關系及其在明清司法裁判中的法律效力。[48]

宗藩關系和外交 與近年來美國學者圍繞“中國中心觀”問題而展開的對朝貢體制、中華秩序的討論相呼應,國內學者也針對這些問題發表了數篇文章。羅山以《皇清職貢圖》畫卷為主軸,以清王朝與周邊各國及西方國家關系的歷史事件為線索,展示了古代中國的天下觀,以及清王朝對周邊各國及西方世界的認知變化。[49]王臻以封貢關系嬗變為研究主線,對清(后金)、晚明與朝鮮王朝政治秩序的嬗變軌跡、發展規律以及地區影響進行了探討。[50]吳元豐根據一檔館所藏的滿漢文檔案及日本沖繩縣立圖書館編輯出版的《歷代寶案》等史料,論述了琉球國王舅馬宗毅使華的背景、經過及其意義。[51]王泉偉指出,明清中國通過朝貢體制來處理對外關系,這一體制的核心是不平等的等級關系,中國自視為天朝,是天下的共主,不承認存在與自己對等的勢力,維持天朝的體面成為明清朝貢體制的底線。[52]陳國保利用越南燕行文獻及其他漢文史籍的相關記載,就清代越南入華使臣的構成、選拔和相應的獎懲管理制度進行了考察。[53]陳柱主要以一檔館所藏的有關洪扎與清朝建立關系的相關滿文檔案為基礎,梳理了洪扎與清朝宗藩關系建立的背景以及洪扎兩次遣使請求臣屬和進貢的情況。[54]

在晚清外交史方面,陳開科就1891年俄國皇太子東游旅華的歷程及其對中俄關系的影響等問題進行全面論述,同時兼論了清廷對俄國皇太子熱情接待的原因。[55]王開璽根據外交局勢將近代中國的“王爺外交”分為四個階段。[56]李育民則對中外不平等條約中的平等屬性進行了探討,指出這些內容居于附屬地位,未能改變不平等條約關系的本質屬性,但反映了中外關系的發展趨向。[57]張振鹍從1884728日倫敦《泰晤士報》刊登的有關福祿諾節略遭到涂抹的報道出發,考察了福祿諾節略的主要內容,及其與此后中法戰爭局勢發生轉折的關系,并對其遭到涂改的來龍去脈做了考辨。[58]李文杰通過對總理衙門、外務部及駐外官員履歷資料的整理,考察其出身、選任升遷、去向、群體演進等系列問題,展現晚清外交人員從起源、發展到所謂“職業化”外交官群體形成的全過程。[59]

關于政治史的綜合研究方面,劉文鵬梳理了“殖民帝國”理論在清代歷史研究中的影響,提倡以“國家建構”為路徑推進清代政治史研究,糾正以往研究中的思維誤區,加強對清朝政治史的整體性、歷時性研究。[60]劉文鵬還對美國“新清史”學者提出的 “滿洲殖民主義”概念做了回應。[61]王戎笙通過橫向比較康雍乾時期的中國與西方,詳細敘述了中國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62]

二、經濟史研究

2017年的經濟史研究,主要聚焦在土地權屬、商業市場和財政賦役制度等幾個方面。

農業 史志宏綜合運用經濟學、歷史學和統計學方法,對清代農業的生產指標進行了量化研究。[63]李昕升、王思明在對大量第一手歷史數據進行辨偽、比勘、修正的基礎上,利用傳統約簡式統計方法,對清至民國時期玉米、番薯兩種主要糧食作物的播種面積、總產、單產做了細致估算,探討這些作物的生產對中國農業的深遠影響。[64]呂長全、王玉茹對清代糧價的奏報流程和數據性質進行了探討,提出清代的糧價奏報有糧價清單和糧價細冊兩種,州縣的糧價數據來自經濟功能相近的米鋪、糧行和牙行的申報,價格的具體性質究竟為批發價、零售價還是產地價,與該州縣的市場中心地級別和其在糧食運銷層級中的位置有一定關系。[65]杜正貞通過對浙江龍泉縣和建德縣山林所有權相關問題的比較研究,闡述了晚清民國時期存在的無稅和有稅兩種不同的山林所有權的獲得及其在發生糾紛時證明所有權的方式。[66]

關于土地權屬的研究,毛亦可使用“領種制”、“租佃制”、“永佃權”、“田面權”等土地制度分析中較為成熟的概念,重新梳理了明代衛所屯田所有權形態的變遷及清雍正年間屯田私有化政策的出臺背景、過程和具體內容,并以福建省屯田契約文書為例,辨析《大清會典》中禁止屯田買賣條文的適用范圍,探討明清兩代屯田交易狀態的變遷。[67]他還對明末以降的“屯田照民田起科”問題進行了新的思考和闡釋。[68]胡英澤利用新近發現的蘇州魚鱗冊資料,對 業佃并錄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69]他和張力還通過對清代前期古城營村土地制度的個案研究,考察了北方水利灌溉發達地區的土地形態、地權分配等問題。[70]張可輝通過考察明清時期地權契約中對“業”的表述,梳理“業”的內涵和前人關于田骨田皮屬性的說法,分析明清時期田骨田皮的“業權”屬性。[71]王剛考證了清代直省駐防旗地的類型、方位和數量,并闡述了旗地出租經營的原因、經過、租金征收及使用等問題,對旗地經營的成效做出評價。[72]張力仁探討了清代伊克昭盟南部“禁留地”的放墾及由此引發的土地權屬問題。[73]

工商業 商業和市場問題一直是近年來學者重視的領域。李伯重在《火槍與賬簿:早期經濟全球化時代的中國與東亞世界》中指出,15世紀末至17世紀是經濟全球化大潮出現和迅速發展的階段,這個時代的特征是“火槍與賬簿”;饦尨砀锩鼘е碌男滦捅┝,賬簿則意味著對商業利益的積極追求。在歷史大變局下,中國未能抓住機遇,從而不得不再等上兩個世紀,才又在新的國際環境中重新開始近代化的進程。[74]邱澎生描述并論證了明清中國經濟與法律的發展歷程及其歷史意義,提出明清中國也有商業法律的主張。[75]陳瑤則從社會史的角度,以地方社會應對湖南卷入全國米糧市場的社會經濟行為,討論清代全國米糧市場的形成,并從經濟史的角度回應中國與西歐近代經濟發展的“大分流”問題。[76]鄧亦兵借用“雙軌制”概念,指出清代前期京城市場的住房和糧食供給制度的實質是政府和市場共同配置資源的雙軌制,并闡述了雙軌制產生的根源、優劣、矛盾及政府理念和實踐。[77]

吳志遠論述了明清時期中原地區商業交通城市的城鄉市場體系。[78]黃國信注重于食鹽專賣制度的市場化傾向問題,對清代食鹽專賣制度,尤其是行政力量對食鹽的調配與食鹽市場容量之間的關系,以及食鹽分區行銷制度之下鹽價差異較大是否遵循了市場倒向等問題進行了研究。[79]他在《清代鹽政的市場化傾向——兼論數據史料的文本解讀》中運用有關鹽課、鹽引、人。ɑ蛉丝冢┑葦祿妨,分析鹽政的內在理性與市場容量之間,以及課征額與負擔額之間的結構關系。主張不必對這些原始數據進行新的估算,應采用文本解讀的方式,回歸到歷史場景中,理解這些數據的意義,例如當時官方的決策原則及其運作機制等。[80]燕紅忠和高宇基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在東北地區的各類調查資料,以遼河流域為中心,對前交易時代(即以茶館和公議會為交易平臺的場外交易時期)中國傳統豆品期貨交易市場進行了系統的考察,包括市場的自我孕育、產生與發展過程,期貨市場對豆貨貿易的價格形成、分散風險和資金融通的作用,期貨合約種類、內容和特點,以及市場交易方式、交易工具以及信用機制等問題,探討了清廷干預和戰亂對市場的影響。[81]

張世慧則從司法審判的角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了社會經濟秩序的變動對司法審判產生的影響,揭示商業活動中新出現的錢債案走出“細故”的過程,以及造成此種變化的原因。[82]王玉坤、劉道勝以徽州錢會會書為基礎,分析了清代以來徽州錢會利率及運作機制諸問題。[83]解江紅利用法國海外國家檔案館所藏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檔案,結合高第收集的法國東印度公司在華貿易情況的原始資料、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最后一位商務代表貢斯當的回憶錄及莫亥萊、德爾米尼等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法國東印度公司在華管理機構——廣州法國商館進行了研究。[84]潘洪鋼利用檔案資料對駐防八旗的官方借貸問題進行初步討論。[85]顏志從紹興商會檔案中保存的清末山會商務分會的“理案”材料出發,通過分析山會商務分會與地方官員在“理案”過程中的協作和互動,分析了官商權力在“理案”過程中的共強現象。[86]張仲民通過對孫鏡湖的發跡過程的梳理,探究醫藥廣告文化的濫觴對晚清以降上海乃至中國醫藥廣告文化構建的影響。[87]王振忠以日本收藏的程稼堂相關文獻為中心,通過分析文書中所呈現出的徽州海商的經營狀況,探討19世紀中后期的長崎貿易情況與徽州海商的衰落。[88]

關于工礦業這一傳統議題,今年也得到關照。邱仲麟從煤窯消長與積水問題、礦場經營與坑道設施、礦場中的鍋伙包攬與虐待傭工現象等三個層面考察了清代北京的煤礦開采及勞資關系。[89]付永正、張紅霞對清代東北旗人群體經營采煤業問題予以了關注。[90]馬琦以清代檔案中滇銅歷年奏銷數據為基礎,整理、推算出康熙六十年至咸豐三年共133年中119個年份的滇銅產量,并探討不同發展階段影響滇銅產量的具體因素。[91]張愛東對庚子之亂中開平礦務局面臨的危機與困境、礦區局的應對措施與效果做了述評。[92]

財政與賦役制度 倪玉平依托檔案、官書等,對有清一代關稅征收問題,做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梳理和研究。[93]吳琦等對清代征漕體系的社會意義、因征漕而引發的鬧漕問題、漕糧征派與地方社會秩序之間多重而復雜的關系進行了討論。[94]舒滿君對圖差追征體制的形成、演變及地方實踐等問題進行了探討。[95]張青瑤通過考察土地清丈和區域畝制習慣,探討了明清陜西地區的折畝及田賦地畝形成方式等問題。[96]侯鵬以浙江順莊法的推行為重點,從催征組織模式的轉變說明鄉村控制體系形成的歷史邏輯及其形態特征,并描述其中呈現的社會結合方式的差異和特點。[97]周育民梳理了清代財政貨幣化的依據、財政畸形貨幣化的動因、財政畸形貨幣化與晚清經濟的關系等問題。[98]

任智勇以粵海關為考察對象,探討了1843—1854年間粵海關在主要衙署、稅制、收入、支出等方面的變化。[99]廖文輝則通過戶部銀庫黃冊與餉鞘月單等資料,重新統計了咸豐時期戶部銀庫實銀收支的數量與規模,并參考奏折、題本、時人日記、官修文獻等資料,勾勒出咸豐時期部庫收支于不同時段在制度與運作層面發生的變化及其影響,進而考察了咸豐時期財政的變化。[100]王敬雅對“東征籌餉局”的運作及流變進行了考證,辨析東征局在籌餉中發揮的作用和弊端。[101]周健以同治二年前后江蘇官紳兩方關于減賦的各種言論為基礎,論述了同治四年減賦最終定案的過程及在此過程中的人事糾葛和各方考量之間的歧異,分析了減賦之后漕糧額缺仍持續且大量存在的原因。[102]劉增合論述了左宗棠西征初期供餉情況及其自行籌款的舉措和所遭遇的困難,提出樞臣權衡取舍的態度、戶部和總署的協調力度、淮軍爭餉局面、外省督撫舍己蕓人的限度、英國使臣和滬上輿論的牽制力度以及左氏人脈交誼等各種非經濟因素,均是制約西征大軍籌餉的關鍵。[103]

此外,幾位學者對賑災組織、制度的運行情況進行了探討。吳四伍從常平倉、社倉和義倉的經營績效,分析了清代倉儲運營的成效與缺陷。[104]周瓊在梳理清代棲流所起源、制度、社會影響等問題的基礎上,以云南棲流所的設立運營為案例,探討清代官賑的社會影響和清朝管控流民的策略。[105]韓祥指出,清代“錢賑”經歷了一個由臨時舉措到固定慣例,再到成熟制度的演變過程,銀錢兌換是災賑中貨幣流通的中心環節,而錢賑則是該鏈條的主線,災荒對清代城鄉貨幣流通具有雙重性影響。[106]

三、社會史研究

2017年的社會史研究依然聚焦在宗族、基層社會管理、性別史、慈善事業等幾個方面,有些問題得到進一步深入研究。

宗族與地方社會 近年來,宗族問題一直是明清史和近代史研究的熱門話題。陳瑤依據新近發現的湖南湘鄉縣漣水船戶宗族的家族文獻,與官方文獻相互印證,論述了清代漣水河道運輸與船戶宗族的歷史。[107]常建華以山西洪洞蘇堡劉氏宗譜乾隆重修本與光緒五修本作為資料依據,探討蘇堡劉氏在清代的興起與宗族建設問題。[108]杜正貞則對有關“異姓為嗣”的法律演變、立嗣與禁止“異姓為嗣”觀念的出現、有關“異姓為嗣”族規譜例及其變化、法律訴訟與族規的形成等問題進行了系統的梳理。[109]葉錦花、李飛以潯美和丙州場地區為中心,結合清前中期鹽場和州縣戶籍賦役制度在當地的推行及變革情況,探討了當地宗族的演變,展示了戶籍賦役制度變革與地方組織變遷之間的復雜互動關系。[110]郝平以山西清徐東青堆村的兩份分家單為主要切入點,介紹了東青堆村王氏家族分家文書的內容以及分家析產前王氏家族的財產流動狀況,探討了分家析產的原因、原則、操作流程及其所造成的社會影響。[111]

基層社會管理 基于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社會傳統,這一問題始終是社會史領域重點關注的話題。劉道勝利用《實征冊》等資料,探討了保甲戶籍與圖甲戶籍的異同,并通過個案說明鄉村宗族設甲立戶的過程、戶籍在基層鄉治和村落社會所發揮的功能性作用等。[112]吳才茂、李斌利用新發現的清水江文書,對清朝經營黔東南苗疆地區的歷史過程進行了再研究。[113]鄧慶平將清代直隸地區的旗地圈補置于明清衛所制度變革的框架內,并對由此引發的州衛糾紛和地方社會的結構性調整等問題進行初步的討論,以呈現清代衛所變革的多樣性、復雜性和區域差異性。[114]趙軼峰指出,以八旗體系的出現為代表,清代增強了體制內身份的社會意義,擴大了社會不平等。與此同時,原本管控對象為庶民的保甲,在清后期已擴展到八旗系統的外緣人群,顯示出八旗特權身份與普通庶民身份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交融。但這些處于交叉點上的社會成分,其受到的國家控制并未被削弱。[115]朱亦靈以明清鼎革之際河南地方秩序的瓦解和重建為線索,探討了地方社會與國家的互動關系。[116]崔岷較為系統地梳理了咸豐年間團練大臣設立之后,清廷統合官紳的努力及所遭遇的困境,并論述了團練大臣與地方官員之間的矛盾和沖突。[117]崔岷同時還回顧了中外學界對“團練大臣”的研究,提出關于如何推進研究的思考。[118]鄭小春以《禁山簿冊》為基礎,考察了晚清時期徽州山場封禁的組織、管理、儀式、成本、效力與鄉民違禁的議罰等實態,探討徽州鄉村社會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生活空間、生活習俗以及由山場林木聯系起來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對《禁山簿冊》史料價值給予了很高評價,認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咸同兵燹后徽州鄉村社會日常生活的重建實態。[119]

“皇權是否下縣”是近年來政治史和社會史兩個領域討論比較熱烈的問題。張海英結合明清時期對江南市鎮的管理對“國權下縣”與“國權不下縣”兩種觀點進行辨析,結論是,明清時期在江南市鎮方面,是“國權下縣”的。[120]嚴新宇以巴縣檔案為基礎,對該縣坊廂保正充任的實際情況進行了探究,得出與張文基本相同的結論。[121]

以水利事業為切入點來探討地方社會的管理機能和地方社會秩序在近年來受到很大的關注。張俊峰利用土默特地區水利契約文書,分析從清乾隆年間至民國時期內蒙古土默特地區的水權交易。[122]周亞則以近年在晉南龍祠泉域發現的水利文書為依據,探討了元明清時期這一地域的水利組織問題。[123]

城鎮 巫仁恕將研究空間定位于江南城市,以休閑消費為切入點,探討明清城市內休閑消費活動如何改變了城市的空間結構,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社會關系與權力之間的糾葛。[124]張力仁研究了清代山西縣治城市人口的構成,對歷史城市人口估算的基本模式做了探討。[125]朱春陽以帝王南巡時曾“駐蹕”的蘇州玄妙觀為切入點,通過比較各類文獻記載,試圖還原家族與國家在地方政治生活中的不同表現,并從城市發展的視角把握玄妙觀蘊含的政治內涵。[126]

慈善事業 黃永昌聚焦江南,考察了傳統慈善事業的一個重要類型——義葬善舉,對施棺助葬類善會善堂進行了深入研究。[127]梁其姿則圍繞啟蒙教育與施善濟貧,講述了家族、地方社會與國家在謀求穩定上的重要關系。[128]王衛平對晚明至清江南地區的慈善事業進行了縱向考察和分析,探討不同階段慈善家的活動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江南地區慈善事業的系譜。[129]劉錚云根據檔案材料,對清代政治與社會,尤其是基層社會、秘密結社與人口流動進行了研究。[130]林秋云圍繞晚清滬北棲流公所的設立、職能的發展軌跡及其變化的背景、與租界各方的關系等幾個方面進行了闡述,指出最初的棲流公所與大部分救濟流民的棲流所并無二致,后來經過發展,在承擔各種善舉之外,亦具有近代監獄的職能。[131]

性別研究 性別研究是2017年社會史研究的一個熱點。董笑寒根據清代內閣刑科題本對男性之間的情欲進行了研究,認為其表現為三個特點:階段性、流動性與兼容性。[132]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對男風的年齡問題進行了研究。[133]蔣威關注的是清代鄉村塾師群體及在該群體中催生出的拒奔女與偷情兩種現象。[134]湯開建、晏雪蓮重點關注澳門葡萄牙人的婚姻狀況。[135]孔勇利用檔案、詩文等史料,對“乾隆公主嫁孔府”說及相關問題進行了重新考辨。[136]

在社會史研究的其他專題方面,王雁以唐烜的日記——《留庵日鈔》為主要史料,輔以其他京官日記及筆記材料,勾勒出唐烜這位司法官員的公務生活及其他部院司官的生活空間,展現了晚清六部司官公務生活的一般性和特殊性。[137]蘇生文敘述了晚清以來在西方物質文明傳入的沖擊下,中國社會所發生的種種變化。一方面,傳統社會單調、封閉、等級森嚴的局面被打破,但殘存勢力依然強大;另一方面,西方物質文明就像錯剪到中國文明拷貝上的“蒙太奇”,一下子打亂了中國社會發展的固有周期,從而引發了城鄉沖突、公私沖突、新舊沖突、強弱沖突、華洋沖突等等,諸多沖突交織在一起,構成近代中國復雜的社會景象。[138]

四、學術與思想文化史研究

2017年清代學術與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傳統學術、中外文化交流及教育科舉等幾個方面,延續了前幾年的關注重點。

傳統學術 對于清代傳統學術,學者們聚焦點依然在“漢宋之爭”上。張循將政治史和思想史合起來對“漢宋之爭”進行了考察,同時將目光投注于一般讀書人對“漢宋之爭”的參與。[139]他認為,對于塑造清代考證學的基本學術性格而言,來自于明末清初文苑的傳統可能比來自儒林的傳統更能起到直接的作用。[140]羅檢秋繼上一年對清代漢學分派的研究[141],又具體考察了家學的范疇,指出在漢學漸興的時候,宋學在家學脈絡中較為明顯,并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漢學世家調和漢宋的關系。[142]此外,方遙以李光地的理學思想為中心,將清初的朱子學對于王學心性論融攝的原因、思路及其可能實現的方式做了考察。[143]

呂妙芬以明末清初理學文本與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儒者的生死觀、工夫論、人性論、夫婦之倫等方面,分析明清之際儒學如何在歷史發展及反思中自我修正與轉化。[144]鄭吉雄對浙東學術在中國思想史中的地位做了探討,在勾勒其發展脈絡的基礎上,總結其特點。[145]

姜海軍對清初統治者對以儒學為核心的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學習的過程進行了闡述,認為清初統治者對儒學的重視和利用為康乾時期的進一步認同和利用儒學、儒學的官學化及清中期學術的繁榮奠定了重要的學術思想基礎。[146]李曉明從家風、家教及姻婭入手,對家學的傳承問題進行了思考。[147]尹一梅從清代御書處機構的設置、御書處匠役待遇、刻石工序、宮廷拓本的用途等方面,對御書處鐫碑刻帖事務進行了較為清晰和明確的梳理。[148]琚小飛考辨了《四庫全書考證》的版本源流,對其?眱r值作了分析。[149]他和王昱淇還從真偽、抄寫時間、遞藏源流、價值等幾個方面對嘉慶朝文宗閣《<四庫全書>裝函清冊》進行了探討。[150]喬治忠關注的是清道光朝之后的官方修史活動,整理了道光以降官方歷次修史活動及其成果。[151]

中西文化交流 本年度清代中朝關系史被寄予了更多的關注。趙現海對《燕行錄》中有關長城的記述、觀念與評價進行了全面考察,揭示長城形象在朝鮮半島“層累地造成”的歷史過程。[152]桂濤從觀念史層面分析“崇德改制”與“丙子之役”二者之間的特殊意義及關聯性,并論述了朝鮮君臣對崇德改制的認識、皇太極領有天下的正當性及朝鮮對清朝稱臣的邏輯。[153]孫成旭討論了朝鮮使臣在明清不同時期對北京印象上的差異及其背后蘊含的思想觀念。[154]張昆將主編的《東亞視域中的“中華”意識》論文集中收錄了多篇探討近世朝鮮、德川幕府和越南中華意識演變的文章。[155]

劉玉探討了清人對乾隆朝英使覲見禮儀的認知的轉變,并試圖厘清這一歷史迷題的由來。[156]白雅詩較為細致地敘述了17世紀末耶穌會醫生盧依道和理發手術匠高竹在清宮中的工作和生活,描繪了耶穌會中國傳教團內部的斗爭、傳教士醫生與清宮太醫的沖突,以及傳教士醫生的“仁醫”理念是如何漸行漸遠的。[157]傅正以章太炎和嚴復關于斯賓塞主張的論述為中心,對斯賓塞本人的主張與清季中國人的理解之間的差別做了闡述,探討斯賓塞的社會有機體學說成為國家競爭學說的緣由。他認為,斯賓塞主張的個人自由與國家是相對的,而在中國,二者是具有同一性的,從而決定了斯賓塞學說在中國的命運。[158]岳嵐敘述了晚清時期西方人學習漢語的演進過程,歸納出這一時期西方人漢語學習的主要特點。[159]邱志紅則以新發現的“五桂堂本”《紅毛番話貿易須知》為切入點,通過存世的6種“紅毛番話”刻本的對比,追蹤它們的翻刻軌跡、流布年代以及讀者群等,由此考察19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和早期中國人學習英語的情況。[160]

教育、思想、文化 本年度對科舉問題的研究較為集中,并出現了一些新的視角。李立民通過闡述內務府官學從景山官學到咸安宮官學的發展演變,考察清代內務府官學的辦學成效,并揭示其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內涵。[161]程偉探討了目前研究較少的清代科舉經費與科場供應管理制度問題。[162]孟義昭通過考察清代江南鄉試分闈動議的緣起和爭論,反映清廷在知識公平與區域公平之間的兩難境地。[163]毛曉陽、鄒燕青通過對清代州縣考棚的建設原因、資金來源、修建時間與名稱差異、修葺維護等問題的梳理,指出清代各地士紳捐資修建和維護考棚,是來自基層社會的公益行為,是社會大眾對科舉制度的公平追求的具體體現。它不僅為我們重新評價科舉制度提供了一個參考的側面,也對當代社會追求公平考試環境具有極佳的借鑒意義。[164]孟義昭則論述了清代江南地區圍繞考棚問題而爆發的三次激烈斗爭。[165]

曹南屏探討了清代科舉的知識規劃和考試實踐對于志在讀書應考的廣大士子群體的閱讀行為與知識養成環節的影響及所產生的后果。[166]章廣考察了清初科舉制度的恢復在確立和鞏固清王朝統治方面的作用。[167]程偉以《豫省文闈供給章程》為主要史料依據,從飲食與用具兩個方面,對清代河南鄉試人員的供應狀況及其特點做了初步探討。[168]鄒長清論述了新進士培養方式在不同時期的變化。[169]王志明對清嘉慶以后4250位進士的居地、家世及相關資料信息較全的樣本進行數據統計和分析,檢視清代科舉與社會流動中的城鄉差別問題。[170]夏柯通過考察明清鼎革之際鄞縣科舉望族的命運變遷,揭示科舉制在朝代更迭之際起到的重新構建中央-地方關系和秩序、重新整合地方社會的作用,以及不同政治立場的選擇對科舉家族命運的影響。[171]

楊念群將關注時間點放在晚清,詳細論述了“科舉”被晚清改革群體妖魔化的原因和演變過程,并通過科考者的內在視角,探討不同類型科舉文本的閱讀效果對晚清士子應試生涯的影響。[172]韓策則利用檔案、日記、書信、報刊等材料,緊扣東南互保背景下朝臣與東南督撫的論爭及士紳輿論,梳理了辛丑鄉試展期之爭的前因后果。[173]他在《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一書中從科舉改章和開進士館“兩條脈絡”出發,詳細探討了科舉改制的流變、論證與決策的過程,并將科舉改制置于癸卯、甲辰會試和進士新學教育的實際運行中檢視其利弊得失,進而討論癸卯、甲辰進士群體在廢科舉、預備立憲、從帝制到共和等時代劇變下的浮沉進退與流風遺韻。[174]蘇全有介紹了清末視學活動的主要情況,對視學的章程形式、內容和管理情況以及圍繞視學發生的訟案做了論述。[175]

在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黃興濤將傳統的精英思想史與“新文化史”有關方法結合起來,對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孕育、形成、發展及其內涵,做了系統深入的整體性考察和闡釋,既注重歷史脈絡的精心揭示,典型文本的發掘解讀,以及重要概念的透視剖析,也重視國家體制、政黨政策、關鍵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影響和意義分析。[176]王汎森圍繞“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性”兩個命題對近代思想史進行了新的思考,嘗試擴大思想史的研究范疇,認為這兩者之間往復交織,宛如“風”般來回有趣。[177]章清認為,圍繞學、政、教來分析晚清中國的知識轉型,大致可以梳理出這樣的基本線索:其一,“教”與“學”之結合構成來華西人“援西入中”的基調,區分“西教”與“西學”,相應成為晚清接納近代知識的重要一環;其二,“政”與“藝”的變奏映射出中國本土對新知的接引,方向多所調整,內涵不斷拓展;其三,“學”從“器”“技”“藝”“術”的定位中被拯救出來,并在“普遍性”與“現代性”的論述中奠定其地位。內中所展示的“變奏”,即是“學”取代了“教”,超越了“政”。他也指出,這些關鍵詞的內涵并非一成不變,尤其是伴隨學科知識成長會出現新的學科“語詞”。[178]胡簫白則透過一個文化符號——“莫愁”,以曾國藩“進駐”莫愁湖和“莫愁湖題聯事件”作為背景,剖析晚清以來官方與民間對“莫愁”文化意涵解釋權的爭奪及其原因,從而管窺太平天國戰后南京地區的社會心態和文化認同。[179]

五、邊疆、民族史研究

得益于學術界對“新清史”引發的邊疆問題的持續關注,以及邊疆治理的現實需要,清代邊疆民族史研究在2017年延續了以往的發展勢頭,在研究地域上以新疆、西藏和海疆為重點。

西北邊疆 對清代新疆諸問題的研究繼續是熱點。張燕等以專著的形式,在以往研究基礎上,較為系統地闡述了清朝統一天山南北的過程、伊犁將軍府的設置原因及轄區范圍、伊犁九城的興建、伊犁將軍的主要職能等問題,對伊犁將軍治理新疆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借鑒作了評析。[180]趙衛賓對雍正二年回疆東四城伯克欲歸降清朝卻被婉拒這一事件的始末原委及歷史意義進行了研究和辨析,指出它是清朝在統一西域前與回疆往來中的重要史事,是回疆東四城與清朝中央政府建立政治隸屬關系的首次嘗試,為雍正帝在此后的平準戰爭中制定遠交近攻戰略奠定了思想基礎。[181]張峰峰、武沐闡述了乾隆年間對東布魯特的相關界定,并對其屬部進行了再考辨。[182]白京蘭以清代回疆治理為中心,探討多元族群背景下的國家建構問題。[183]華立通過爬梳北京與臺北所藏各種滿漢文檔案,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陜甘回民遷移新疆的契機、遷移大勢以及在遷入地如何落腳謀生并構建移民共同體的樣貌和特點。[184]烏云畢力格從多語種檔案中輯出對羅布藏舒努事件的記載,探討18世紀土爾扈特、準噶爾與清朝之間的外交關系與戰略布局。[185]巴·巴圖巴雅爾對土爾扈特汗“精進修行”漢字官印進行了考證。[186]

蘆婷婷對阿爾泰軍臺中正臺和幫臺的情況及兩者之間的差異進行了較為詳細的闡釋,并論述了同治以后的幫臺抗差現象及清廷的應對措施,同時也對光緒時期喀爾喀與喀喇沁臺兵各當其差之議做了探討。[187]田歡圍繞晚清新疆命盜案件法律政策的制定過程,探尋新疆法律政策調整的前因后果。[188]王啟明以新近出版的吐魯番檔案為主要史料,探討了晚清吐魯番郡王在土地資產、額交糧石、贍養糧石等經濟權益方面的情形。[189]趙衛賓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清末新疆警政類文獻資料的記載,系統梳理了清末新政時期的新疆警政建設和發展過程。[190]

除新疆地區外,王海兵論述了乾嘉光三朝果洛“夾壩”對周邊的蒙藏部落及青藏道往來人員的襲擾、劫掠及清廷對果洛地區的管控措施。[191]王道品、童輝則以乾隆年間處理果洛地方“夾壩”案件為線索,側重探討清代國家力量是如何進入牧區社會的。[192]李潔勾勒了元明清三朝治理甘青多民族走廊的措施并歸納出各自的特點,分析導致三個時期政策不同的原因。[193]張連銀從社會史的視角對處于長城沿線河西走廊西段的王子莊地區內地化進程加以研究,展示河西走廊農牧交錯地帶邊陲社會歷史的獨特變遷軌跡。[194]

阮興以光緒十六年卡家與沙溝兩個藏族部落的爭佃沖突為例,通過對沖突產生的歷史原因、具體場景和參與者能動性的細致深入的描述,揭示了清末甘南藏區部落糾紛解決方式的形態和特征,指出這種解決方式既非嚴格意義上的調解,也非嚴格意義上的官府判決,其實質可視為具有“首唱—唱和”結構的“約”的規范秩序的形成。這種通過“約”的方式而形成的社會秩序很不穩定,表現出很大的流動性。[195]李守良總結了清末循化廳少數民族兩造在訴訟時所采用的謊狀、纏訟、越訟等訴訟策略,指出這些訴訟策略的形成與當時的政治大環境、部族與民族的文化傳統和習慣密不可分。[196]馬成俊對清末循化廳應對少數民族訴訟的聽訟策略作了考察,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民族聚居區官府聽訟的民族和地域特色。[197]

西藏、西南邊疆 西藏及其周邊地區的相關問題,也是近年來邊疆民族史研究的熱點。張曦對乾隆晚期發生的三次駐藏大臣匿壓廓爾喀表貢事件及清廷的處理過程做了考察。[198]楊曉純聚焦于西藏的兩個穆斯林群體,探討他們在清代和民國兩個時期的國家認同情形。[199]趙心愚討論了康熙三十五年查勘打箭爐地界的背景、交涉過程、查勘之后康區東部局勢的變化及清廷的政策調整等問題。[200]秦和平對清廷在甘孜藏區的設治特點及演變狀況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201]

此外,龍圣利用四川冕寧白鹿營彝族文書和《冕寧檔案》,探討了明清“水田彝”的國家化進程及其族群性的生成。[202]方悅萌對雍正朝改土歸流的動機做了重新探討,認為其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法治。[203]程澤時通過個案研究,重點探討了清代苗疆理訟問題。[204]

海疆 海疆史是近年來邊疆研究中的一個熱點領域。吳宏岐、劉煜瓊考察了從清乾隆時期至民國初年葡萄牙人對澳門附近海域管轄權的覬覦和爭奪。[205]鄭維寬聚焦于明清之際北部灣地區的?軉栴},審視清廷為掃清?芩扇〉慕浡耘e措及其對北部灣海域近百年的安寧所起的作用。[206]王宏斌考察了清代前期臺灣府劃分內洋與外洋的情況以及水師的管轄范圍,并在釣魚島歷史主權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為中國對釣魚島的管轄權問題提出了新的補證。[207]他還對江蘇的內洋和外洋劃分及水師巡洋制度進行了研究。[208]曾志文以李鴻章的私函為中心,參酌其他史料,試圖還原購艦當事人——李鴻章的心路歷程,并分階段探討影響購艦的各種內外部因素。他認為,晚清政府既沒有搭建一個強有力的軍購部門,以合理調配各種資源、理順各方人事關系,更無法有效應對與平衡國家內外部安全出現的問題;I購鐵甲的曲折歷程,折射出晚清內政外交的散亂與羸弱。[209]

有關清代邊疆、民族史的其他專題研究方面,祁美琴梳理了清代滿蒙文檔案文獻中有關漢(尼堪)、中國(清朝)、皇帝(汗)等概念的記載和表述,考察了滿、蒙、藏及中亞、俄國等地區和國家的“非漢”群體在清朝初年對于新生的清朝政權屬性的認識,進而探索此類“表述”背后所體現出的滿蒙藏各族以及俄羅斯、中亞等國家和地區對清朝國家屬性的認知。[210]王宏斌系統梳理了晚清士人有關陸地邊防的思想和主張、清廷邊防政策的調整和邊防制度的改革,分析了邊防思潮對清廷政策調整的推動作用,揭示晚清邊防體制從傳統的“夷夏之防”逐步轉向具有近代意義的中外之防的曲折歷程。[211]胡小鵬和鄭煦卓敘述了清朝對駐京喇嘛的制度規定、駐京喇嘛的群體特征,重點分析了駐京喇嘛制度在清朝統治尤其是邊疆治理中的作用。[212]柳岳武論述了清末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編練新軍的時代背景、實踐過程和實際效果等,探討這一舉措不能成功反遭其害的原因。[213]柳岳武與郭丹丹還對清末公共輿論界藉公共輿論之利器去拯救邊疆危機的努力做了探析。[214]

六、歷史地理研究

生態環境 陳躍在《清代東北地區生態環境變遷研究》一書中對清朝東北地區管理政策變化、人口的變遷、農耕經濟的發展、生態資源的利用、自然災害對地區生態環境的影響等問題做了較為系統的整理和闡述。[215]孔冬艷等基于明清時期的文獻資料,從災害地理學的視角,借助數理統計與GIS空間分析方法,構建經濟及地區蝗災等級、頻數和縣次序列,解釋蝗災的時空分布特征,并解析其成因。[216]關亞新分析了清代遼西地區沙塵天氣的特點及其成因。[217]崔乾、楊煜達運用多學科方法,重建15世紀中葉以來云南嵩明嘉麗澤多個時間斷面的湖泊水面,據此討論嘉麗澤的演變及消亡的過程。[218]德國學者金蘭中首次利用地理信息系統設計植被變遷模型,計算不同礦區森林破壞的面積,分析當地森林植被破壞的原因。[219]

歷史政區地理 政區沿革向來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的主要研究內容之一,清代政區地理的研究近年來加入了政治史的視角和方法,內容更為豐富。李大海依靠雍正時期山西大規模將屬州升格為直隸州的實踐和所留下的文獻記錄,從官員職掌角度對“屬州視縣,直隸州視府”及明清州制提出了新的解讀。[220]魯靖康通過考證哈密廳的設置過程,糾正了以往學界的謬誤,指出自乾隆七年起,哈密廳已具備政區廳的要素,并論述了哈密通判遴選、哈密事權歸屬與西北地區的權力制衡情況。[221]孔祥軍對清人地理考據的研究方法做了分析,指出清代學者主要運用排比文獻法、援經證地法、斟酌史事法、立足地學法這四種考據手段來辨方證地。[222]

吳智剛對晚清中法戰爭后清廷內部在中法勘界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認識差異、觀念的前后變化及由此導致的措置糾葛做了探討。[223]李花子利用中日韓三國史料,考察了“間島”名稱的由來、日本介入的背景、統監府派出所界定“間島”假定區域及其擴張運動、中方邊務公署的反制措施,以及在簽訂《間島協約》特別是在劃定朝鮮人雜居區域時,日本外務省縮減“間島”范圍的行為及其原因,揭示日本利用朝鮮墾民及其創造出來的“間島”地理概念,向圖們江以北地區滲透擴張的歷史過程。[224]

歷史人文地理 朱永杰對清代八旗駐防“滿城”的數量和基本特征、管理結構和軍事實力、發展過程及地域分布、形制、設施、整體空間結構及其時空特征等進行了探討。[225]陳隆文以歷史上淮河水運與烏龍集集鎮商業繁榮的互動關系為對象,探討淮河黃金水道水運與其流域內中小商業城鎮的密切關系。[226]陳喜波、鄧輝以文獻檔案、古地圖為材料,研究了通州城垣、護城河以及城內街巷分布和功能區布局,并重點論述了通州城的主要職能。[227]王濤基于中英雙方戰爭親歷者的記載和報刊等出版物,指出鴉片戰爭前后英軍的水文調查改變了其對中國沿海的地理認知,影響到戰船、火炮、兵力的配置以及戰略戰術的實施,成為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原因。[228]他和李詩媛還考察了鴉片戰爭期間清廷在中國沿海的水文調查情況,從海防地理的角度,對海防存在的問題及戰爭的勝敗做了分析。[229]李鵬則以清末民國川江本土航道圖編繪的現代性為例,探討在近代川江航輪興起的大背景下,新式川江航道圖的制作是如何與現實社會互動的,進而對“傳統”知識在中國地圖編繪“現代性”變遷背后的意義做了思考。[230]

古地圖 清代保留下來的古地圖數量和種類都很豐富,其研究成果也始終不斷推陳出新。2017年關于古地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文獻中地圖的解讀上。王晗選取清代中央、省、府、州、縣及鄉堡等各級輿圖為考察對象,分析輿圖的編繪過程及繪圖者對特定區域的處理方式。[231]王耀揭示了《海國聞見錄》系列海圖在演變過程中如何分化成《四?倛D》圖系、《環海全圖》圖系和《天下總圖》圖系,并歸納了各圖系的特征。[232]彭志以康乾時期的方志插圖為研究對象,分析方志插圖的地域分布特征、多種繪制視角與平面性、立體化的營造,總結其作為可視化史料的不同表現及三大特征,并探究方志插圖與文字的關系。[233]華林甫對德國國家圖書館藏的晚清吉林輿圖的基本情況做了初步的考釋。[234]吳宏岐和賈富強較為詳細地介紹了英國檔案館所藏的F.Q.931/1079號和F.Q.931/1892號兩幅輿圖的基本情況及前人對此的研究概況,并對其所繪制的時間做了推斷。[235]

總體而言,2017年的清史研究保持了近年來平穩發展的態勢,新學人和新成果不斷涌現,各種學術活動有序展開,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的景象。同時,在繁榮的背后,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缺乏引起普遍關注的較為宏觀的題目,學者大多把守在自己的研究領域,難以形成共鳴。二是如何與國外同行在研究視角、研究方法上展開進一步的交流,更好地進行對話和合作,還需努力。在文末,必須提及的是,囿于個人眼界和能力,本文對2017年清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介紹還不夠深入和全面,遺漏不當之處,敬請指正。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此據作者電子版,注釋省略,引用請參考紙質刊物,特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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