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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方:自然與文化的雙重變奏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1349 更新時間:2019-2-25

自然與文化的雙重變奏

——《海河流域災害、環境與社會變遷: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第十二屆年會會議論文集》序言


夏明方

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 主任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暨生態史研究中心 教授


在河北大學校領導和歷史學院的精心籌劃和鼎力支持之下,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第十二屆年會暨海河流域災害、環境與社會變遷學術研討會,于201410月底11月初在河北保定得以順利召開,其會議論文集也在河北大學副校長楊學新教授和歷史學院鄭清坡教授這兩位主編付出辛勤勞動之后在今年出版,在此謹代表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當然,從名義上來說,這本論文集是由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主持策劃的中國災害史研究論叢的第一部,但實際上也是對本專業委員會前會長高建國先生自2004年以來開創和堅守的會議論文集編纂出版傳統的繼承和延續,惟愿不忘初心,共同奮斗,續寫新章。

此次會議之所以把主題確定為“海河流域災害、環境與社會變遷”,并以河北大學作為學術交流的平臺,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就是新世紀以來,在楊學新副校長的倡議和領導之下,河北大學在這一方面開展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學術著作,凝聚了一批有志于此的中青年學術骨干力量,其所創立的海河流域環境變遷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也正在成長為中國災害史研究領域一支值得注意的新生力量。

另一方面,作為整個華北平原或者黃淮海地區的一個組成部分,海河流域是我國自然災害發生最頻繁、災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也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災害策源地之一。明清時期如此,民國以來也是如此。建國以后,海河流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其面對自然災害的綜合防御能力和應急救災能力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是并不能對該流域的所謂自然災害從源頭上予以根治,自然災害依然以不同形式時常發生,有時候規模巨大,對國計民生造成重大影響。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建設的飛速發展,這里和其他地區一樣滋生和蔓延著各種新型的災害,如大氣污染,土壤污染,食品污染,水資源枯竭,生物多樣性減少等等。依據國內外學術界的相關研究,此類由工業化,城市化導致的災害屬于非傳統災害,它們與主要由自然力量引發的水災、旱災等傳統災害相比,雖然往往也會以突發性,爆發性的形式展現出來,但一般而言還是呈現出一種漸進性,持久性,普遍性的特點,其波及范圍通常也會突破某種地域性的限制,以致有可能影響到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

因此,在今天這片土地上,我們一方面切實地感受到時代的進步,財富的積累,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是,我們也同樣面臨著各種各樣新的威脅。不管是前些年的三聚氰胺事件,還是最近的天津港大火,都給我們帶來了極為慘痛的教訓。不僅如此,我們腳下的這片華北大地,隨著地下水超規模開采,地面沉降愈趨嚴重,地下漏斗愈來愈多,其所帶來的危險不容低估。更加重要且亟需解決的問題之一,除了國內外廣泛關注的霧霾之外,就是水資源缺乏問題。前幾年,本人曾乘坐大巴從北京趕往天津,對高速公路上兀然出現的一幅廣告牌印象極其深刻,其上用大字寫出:“誰說華北無大江?”原以為華北地區又新發現某條大的河流,沒承想細看其下附加的小標題,居然是“錦江飯店”。在我看來,這樣一則廣告的確給人一種難以言說的反諷意蘊,它不由令人深思這片土地之上的河流還有多少可以長盛不衰,清水悠長呢?我的博士生韓祥同學以明清以來滹沱河的變遷為例為此次會議所寫的《小黃河之死》,也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不僅需要對傳統災害繼續進行深入的探討,我們也需要將前面提及或未提及的各類非傳統災害納入到我們的研究視野,進而豐富、完善我們的災害史研究。

當然,與以傳統災害為主導的舊中國相比,今日的華北或中國已經遠離了饑荒的威脅,但是作為一個充滿危機和風險的新時代,我們還是需要從歷史的深處尋找某種借鑒;仡欀袊葹氖,尤其是明清以來的中國減災救荒事業發展的歷程,我們不難發現,正是以黃淮海流域為中心的華北地區,不僅是中國災害的最重要的策源地,也是中國救災制度從傳統向近代發生重大轉折的主要舞臺。尤其是以今日河北為中心的廣大地區,曾經接近天子腳下,靠近首都,人文與區域優勢突出,因而在這一地區出現的減災救荒事業往往具有跨地域的典范意義,表征著中國救災制度可能發生的一系列重大的創新和發展。比如乾隆初期以方觀承模式為代表的直隸旱災賑濟,在法國著名漢學家魏丕信的筆下,就被視為18世紀中國政治制度的一抹亮光。其于1970年代末期問世的《18世紀中國的官僚制度與荒政》也成為海外中國災害史研究的奠基性作品。1870年代,也就是晚清光緒初年,因應著一場造成千萬人死亡的大旱災,即學界熟知的“丁戊奇荒”,一種以東南紳商為主導的跨地域的民間義賑開始嶄露頭角,掀開了中國救災史上全新的一頁。1917年,海河流域大水,著名慈善家熊希齡開辦香山慈幼院,將教育與救災相結合,極大地拓展了民間救災的領域。1920年,華北再次發生大規模旱災,此后相當長時間內在民國救災領域發揮重要作用的非政府國際民間組織“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由此而生,其主要活動范圍就在河北,其所開創的農村合作化運動以及“建設救災”工程,迄今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鑒價值。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在19421943年那一場幾乎遍及華北的大饑荒中,在鄧小平領導下的晉冀魯豫邊區創造性地走出了一條新的救災防災之路,我把它稱為“太行模式”。這條道路,直至建國以后,也始終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舉國救災實踐的縮影和模板。

一句話,我們所在的這個地方,不僅以其一系列的重大災害問題影響著全國,也是中國救災制度發展變化的重大發源地。對海河流域災害及其社會應對開展深入的研究,自然能夠使我們的災害史、環境史研究占據一個制高點。就當今國家的發展形勢而言,隨著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國家大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宏大目標之一,隨著京津冀一體化建設的縱深發展,對過去和現在的災害問題、環境問題從歷史的角度予以探討,也顯得愈加重要,愈加急迫。事實上,不論是在官方或民間,是在國際舞臺還是日常生活中,歷史或歷史學的重要作用越來越得到大家的認知和認可,而災害史,環境史有一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歷史與現實的結合,并且擁有一個獨特的公共服務功能,因此在這一方面也一定大有可為。

縱觀整個會議期間,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圍繞這海河流域災害、環境與社會變遷”這一主題,以及其他相關問題,進行了熱烈而頗具成效的對話和討論。這樣的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對歷史時期海河流域自然災害與社會變遷之相互關系的研究,也有助于我們從整體上對當前中國的災害史研究進行新的思考。以下僅僅談談個人的幾點體會: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什么是災害?”經過這么多年的研究和討論之后,這看起來應該不成為一個問題,然而事實上,對它的討論越多越深入,我們對災害到底是什么,不僅不一定越來越清楚,有時反而會更加模糊,更加困惑。這就要求我們不能繼續停留在長期以來某種約定俗成的框架之中來探討災害問題,而是需要有所突破,要有一個重新的思考。不管這樣的思考最終是否能夠贏得學界的共識,這種思考本身也是災害史和災害研究向前拓展的重要標志,也必將推動相關研究向新的臺階邁進。據我所知,從上一世紀末到這一世紀初,在美國從事災害社會學研究的一批學者,先后編纂過兩本書,書名都叫《什么是災害》,連主編都是同一個人,其中九十年代中期出的第一本, 2005年又編了第二本。從中可以看出,在這十多年的時間內,美國學者對于災害這一概念的討論是如何的涌躍,但從書名的一字未易,也可猜想出人們對于這一問題并未達成一致性的認識。當然在相關學者的具體的討論中,也存在一些連續性的論述,但更多的是變化,是分歧。正是這些變化和分歧,昭示了災害研究理論的拓展、深入和突破。

這種現象在中國學術界也同樣存在。當然,不管怎么討論,我們的災害專業委員會從一開始就在章程上給出了明確的界定,據此,所謂的災害,并不僅僅是一個自然災害問題,而是包括自然災害、人為災害,還有環境災害。所謂環境災害,指的是由人為原因導致的自然力量變動而帶來的一種災害,其實質就是前面說的環境污染、資源枯竭、物種減少等非傳統災害。遺憾的是,我們以往的研究和討論,更多的還是偏重于自然災害,而這次河北會議,我們以海河流域為主題展開的討論,對環境災害的關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雖然對所謂純粹的人為災害兼顧得比較少一些,但總體上而言,我們對災害的研究已經開始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態勢。在我個人看來,不管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為災害或環境災害,都是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一個結果,即便是所謂純粹的自然災害,其背后可能也有反自然的因素,而所謂純粹的人為災害,同樣能找到自然的影子。尤其是此次會議在討論歷史時期蝗災的成因與規律時,依據西北大學李鋼教授對相關史料和理論所做的梳理,我們隱約可以發現,蝗災似乎只是一萬多年來的全新世發生的災害事件,為什么?鑒于蝗災的始發期剛好處于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時期,是全球農業誕生的時期,我們似乎可以把它的出現看作是農業發明以來地表生態系統單一化進程的結果,它與人類活動緊密相關;茸鳛橐环N昆蟲,它可以在地球上存在很長的時間,但作為一個爆發性事件,對人有影響的事件,它卻是借助于人類的農業活動而與人之間建立其密不可分的聯系的。

很顯然,一旦把考察的時段放長,在一個個看似孤立的自然事件中,都可以看到人這樣一種因素在其中曾經發揮的作用,不管這樣的作用是有意造成,還是無意而為。此次會議,我們特別邀請太原師范學院著名歷史地理學專家王尚義教授給我們介紹他的最新研究“歷史流域學”,他在報告中說的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這就是:“自然之河流淌著的,不僅僅是所謂自然的要素,比如水和沙,它還流淌著文化”。這句話很經典,值得我們反復咀嚼。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在我們文化之流里,也同樣律動著自然的力量。只有把這兩者的結合當做一種常態,我們才能發現一種更加完整的歷史,一種自然與文化多重變奏的歷史,不管這樣一種結合是一種急劇變化,一種由這種急劇變化引發的爆發性事件,還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現象,比如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安介生教授給各位呈現的江南景觀,它們都是人與自然交互作用的產物,都是人與自然反復不停地互動著的結果。比如白洋淀,其在18世紀乾隆朝時代形成的景觀,自然離不開朝廷與當地民眾等人力的營建,但是這樣的景觀一旦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人們就會忘記這一點,而把自己在白洋淀的觀光和徜徉想象成一種大自然的發現之旅。實際上,如果沒有其后持續不斷的人工修復,所謂似曾相識的景觀并不能長期保留下來。這里的白洋淀,這樣一種在游人心目中的美麗自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反自然的人類干預的結果,這其中也有很多問題需要我們深入的討論。

以上是關于災害定義的問題。接下來要說的是,既然災害,且不管是什么災害,都應從人與自然相結合的角度來討論,那么我們對災害研究的角度、視野和路徑,也就離不開所謂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相結合這一看起來是老生常談的問題。正如南開大學余新忠教授所言,我們現在已經不需要討論這種結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們需要的是如何去做這種結合,如何使這種結合更完善,更好地服務于我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中國災害史研究的歷程,看一下這兩者之間曾經的關聯及其變動趨勢。我們認為民國時期是我國現代災害學興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其時有兩位重要的人物,一是竺可楨,一是鄧拓;一個是做自然科學研究,另一位是做人文社會科學的。建國以后的災害研究中,做人文社會科學的這一脈,基本上隱下去了,表現活躍的更多是做自然科學的這一脈。雖然1950年代譚其驤先生有關黃河問題的討論,實際上就是把人與自然這兩大要素結合在一起進行考慮的,但總體上來說,人文社科這一脈還是被抑制住了。到了改革開放后,不管是自然科學界,還是人文社會科學界,都在朝著兩者結合這一個方向努力。我們的災害史專業委員會創會主任高建國老師,是研究地震的,長期從事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但他在籌備災害史專業委員會時,卻盡其所能地吸收了一批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災害的人文學者,努力推進自然與人文兩方面學者的切磋和對話。同樣,作為中國歷史學曾經的領頭人之一李文海先生,其在開始倡導近代中國災害史研究的時候,也十分注意兩者的結合。他的第一篇有關災害問題的重量級文章,也可以說新時期中國災害史研究的種子文章《清末災荒與辛亥革命》,開宗明義,就是要把自然與社會現象的相互作用,作為探索辛亥革命的一個角度。這是一種時代的契合。

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我們不管是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視角,還是對材料的使用等各個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這是需要我們進一步予以發揚光大的。與此同時,我也感到,在今天的災害史研究中,我們一方面還是在強調兩者之間的整合,另一方面卻也看到一個分化的過程,或者說是在一定程度的結合之后的一個再分化的過程。就人文這方面而論,我們對災害史的研究,可以是社會文化史的角度,也可以是經濟史的角度,政治史的角度,甚至連文學的角度,我們也可以引進來,由此呈現出一個多元化的趨勢。同樣,自然科學這一面也有各種各樣新的學科介入。所有這些,都顯示出當前中國災害史研究的繁榮和發展。

但是也必須看到,這樣一種日趨多樣化的災害研究,雖然各自都有各自的學科本位,但畢竟有其共同的研究對象,難免在各自的研究中要牽連到其他方面,因此,在這樣一個不斷分化和更趨多樣化的過程里,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一種整合態勢,與過去相比,這樣的整合可以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在這次會議的一部分論文里面,就可以看出這兩者之間的一種新的整合。

當然在從事具體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的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之相互結合,無論是在研究的方法,還是研究的結論等方面,都可能做得比較生硬,兩者之間也會存在某種爭議,有時甚至做出截然對立的理解。尤其是在此次會議上,既有人文學者對自然科學的一些研究方法提出挑戰,也有自然科學學者對人文學者災害史研究的純學術性存有疑慮,似有兩軍對壘之勢。但是在我看來,這種對立,看起來是對學科整合的一種質疑,實際上則可視為其中存在的某種內在的張力,是進一步推動學科整合的一種動力。因為正是在這樣一種似乎不可調和的張力之中,我們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某種極為重要的統一性的東西,而這個統一性的東西就是歷史。自然科學也好,人文社科也好,不管兩者之間存在多么大的差異,其最后的歸宿都是歷史的方法,或者說一種看待自然和社會事物的歷史觀。我們當然必須承認,沒有歷史的自然科學照樣可以取得非常輝煌的成就,比如牛頓的經典物理學體系。但是如果我們在研究物理世界的過程中引入一種歷史的視點,就會如事實已然發生的那樣會產生出某種全新的結果,比如格里高津的演化物理學與耗散結構理論,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新物理學,它在引入歷史視角的同時,極大地改變了我們對整個宇宙萬物的思維方式。所以,我們做歷史,大有前途,無須自卑。

具體到災害問題,它同樣會給我們帶來不一樣的角度和認識。比如唐山大地震,它到底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為的?就地球能量的瞬間爆發而言,它當然主要是自然界力量的異常表現,但是它之造成那么慘烈的人口傷亡,卻是與這一地區百多年的工業化、城市化以及由此導致的產業、人口大規模集聚有著不可否認的聯系。想象一下這樣的地震,如果發生在1870年代此處還是偏僻鄉村之時,它會造成那么大的傷亡嗎?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沒有這里的工業化,就沒有以數十萬人死亡為代價的唐山大地震。在這里,只有從歷史的角度出發,只有把唐山大地震放到一個更長、更大的變動著的時空之內,放到這里在近代才開始發生的工業化大潮之中,我們才可能對人與自然之間在特定年代的特定結合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觀察,進而對唐山大地震會有一個更好的理解。這種理解,既非純自然的,亦非純社會的,而是從人與自然相互結合的生態的視角,對人與自然在持續演化之中糾結于一起的生態學過程所做的歷史性考察。也就是說,我們最終要回歸的東西,就是一種把自然與人文盡皆包容于內的“歷史”,即馬克思所說的人類社會所存在的唯一科學“歷史科學”。

從這一層面出發,我們就可以對災害史研究的目的,或者災害研究與減災實踐之間的關系有不同的看法。曾幾何時,對歷史時期災害史料的整理,為我們的自然科學家認識中國各類災害發生和變化的規律奠定了雄厚的歷史學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人文社會學者對中國歷史時期一些列重大災害的研究,包括建國以來發生的三年大饑荒,駐馬店大洪水,以及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等這些曾經在政治上非常敏感的災害事件,都曾從學術層面進行反思;我們這次會議也有這方面的探討,并提出我們自己的一種認識。這種認識,從某種意義來說,有助于糾正學術界或者社會上一些事實上和認識上的誤區,從而不僅推進當前對于災害的學術研究,也為討論歷史時期的災害與當代中國政治合法的相互關系,提供了一種辯證的態度和相對合理的思考進路,這同樣也是服務于社會。與此同時,還應該看到,歷史研究之對于災害研究的自然科學道路,并不只是停留在史料整理與考證的層面,它實際上也帶來了自然科學本身的變革。王尚義先生對歷史流域學理論的構建,無疑是一個最切近的例子。更早時期出現的,也更加突出的典范,當屬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的水利史宗師周魁一先生提出的歷史模型理論,該理論對20世紀末新世紀初期中國防洪減災戰略的重大轉變曾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屠呦呦的青蒿素研究,就其本質而言應該也是中國救災史上的一個重大貢獻,她的這一研究所要對付的瘧疾,就是一種流行于特定地區的地方性疾病,這種地方性疾病完全可以歸于災害這一范疇。如所周知,如果沒有對歷史時期相關文獻的了解和重新闡釋,這一發現過程很可能不復發生,或者會出現歷史的延宕。在2013年新疆召開的災害史年會的閉幕式上我曾說過,人文社科趨向的災害史研究,不僅只是自然科學趨向的災害史研究的助手,也完全可以和自然科學進行平等的對話,兩者相互爭鳴,相互砥礪,可以共同推進對于災害的認識。一方面是人文化傾向的科學,一方面是科學規范導向的人文社科,兩者在災害研究領域可以得到更好的結合。而對于此時此地正在發生的京津冀一體化建設,不僅需要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提出我們的政策性建議,同樣也要從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發表我們的看法,更需要從兩者的結合,用歷史的眼光,展開更加宏大的思索。

事實上,對災害與歷史的研究越深入,就越來越深刻地體會到我們的思維方式本身正在發生的一種變化。在以往,我們所要研究的,基本上是一個無摩擦,無災患,無危機,沒有任何風險的桃花源世界,而今日我們看到的這同一片世界,則更多是各種危機,各種風險,各種災害,也就是說對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個由自然與社會構成的綜合體,我們已不再視其為靜態的均衡的,而是必須要把它的不確定性凸顯出來,作為我們思考問題的一個前提,或者說把表征人與自然之間異常變動的災害過程作為研究自然、社會及其歷史的新視野。

最后想要提及的是災害史研究的人才傳承問題。就參會主體而言,本次會議一如既往地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其中既有來自山西大學郝平教授領銜的晉軍,也有云南大學西南環境史研究所周瓊教授率領的周家軍,中國政法大學趙曉華教授的趙家軍,更有來自自然科學方面的方家軍(北京師范大學方修琦教授率領的以研究氣候歷史變化聞名的地理學團隊)和李家軍(西北大學李鋼教授帶領的專門研究蝗災的地理學團隊),當然還有新崛起的河北大學海河流域研究團隊,等等。這一支支老中青或中青年結合的隊伍,使我們看到了災害史研究的未來希望。災害史的研究需要吸收新鮮的血液,需要這種傳承,需要更多的青年才俊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我們也希望下一屆會議里有更多年輕,優秀的學者對我們共同的事業做出貢獻。而且從上述團隊的組合本身,我們也會看到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災害研究力量方面的一種結合。特別是西北大學李剛教授帶領的蝗災研究團隊,雖然十分年輕,卻充滿著無限活力,既有地理學的基礎背景,又兼及歷史與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其對蝗災的考察,既有宏觀分析,也有個案探討。宏觀分析注重的是災害問題的關聯性,相關性,個案探討則聚焦于各相關因素相互之間具體的作用過程,兩者在邏輯上相互配合,理論上自成體系。這是一種頗為新穎的團隊研究機制,值得推廣。

總而言之,眾人拾柴火焰高。如果沒有河北大學的承辦,各個合作單位和研究團隊的全面支持和積極參與,這次會議是不可能召開得如此成功,如此順利的。值此會議論文集出版之際,我向他們再次表示最誠摯的感謝!

20183.18 于北京


該序是以作者在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第十二屆年會所做開幕式發言和閉幕式總結為基礎混合修改而成,除文字上的修改和潤色之外,其發言主旨未作改動,特此說明。


轉載自“中國人民大學生態史研究中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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