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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祥雨:清末新政與京師司法官員的滿漢比例(1901-1912)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1140 更新時間:2019-2-25

清末新政與京師司法官員的滿漢比例(1901-1912


——基于《縉紳錄》數據庫的分析

胡祥雨

[摘要]清末新政改變了京師司法官員的滿漢比例。在1906年官制改革前,京師三法司額設官員中,滿(旗)人始終占有優勢,且低級官吏幾乎被滿人壟斷。官制改革以后,司法人員大大擴充,盡管滿人官員有所增加,但漢(民)人官員增加更多。負責司法行政事務的法部,漢人官員人數逐步增加并超過滿人。在大理院和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官員中,漢人官員最終占有絕對多數。由此可見,破除“滿漢畛域”對京師司法官員的任命產生了實際影響。

[關鍵詞] 新政 司法官員 滿漢 縉紳錄

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決定實施“新政”。在隨后的十年中,清廷在經濟、軍事、教育、法律等諸多方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改革。平“滿漢畛域”是清末新政的目標之一,在官員選拔上消除滿漢差異是平“滿漢畛域”的重要一環。[]隨著司法改革的推進,新的司法機構和新式司法人員開始出現。然而,直至清朝滅亡,不管是新機構還是新人員,均未能徹底取代原有的機構和人員。那么,清廷在司法官員的任用上,平“滿漢畛域”的效果如何?

學界論及清末司法官員時,多關注新式司法官員,較少分析滿漢比例。程燎原細致地考察了清末新式法政人的全貌。[]李在全對清末新式司法官員群體做了非常精到的實證研究。[]謝蔚概述了司法改革前刑部官員的身份,仔細考察了法部人事制度以及法部對司法人員的考核與管理。[]韓濤對大理院的官制與官員做了非常精到的分析。[]遺憾的是,以上學者較少分析清末司法官員的滿漢比例。遲云飛等學者研究清末滿漢關系時,往往會論及平“滿漢畛域”在官員選拔與任用上的措施與效果。然而,由于史料的限制,這些學者未能探究平“滿漢畛域”在司法官員的任用上到底有何實際效果。[]在未作細致研究的情況下,很多學者強調清末官制改革后,統治者反而強化了滿人在高級官吏任命時的優勢。例如,新清史的代表人物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就一再強調,慈禧太后和載灃均在尚書等高級官吏的任命上比以往更加偏袒滿人。[]

檢討清末司法官員的滿漢比例,可以了解平“滿漢畛域”這一口號對清末司法官員選拔的影響,進而幫助我們透視清廷在官吏任用上的民族考量。近年來,《縉紳錄》數據庫的建設為我們考察清末司法官員的民族構成提供了相對可靠的數據。[]本文依據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組研制的《縉紳錄》量化數據庫,從中選擇新政時期(1901-1912年)的數據,分析京師司法官員滿漢比例及其變化。其中,光緒二十七年(1901)春到三十二年(1906)秋只有13個季度的數據;丙午(1906)官制改革后,從該年冬到宣統四年(1912)春共22個季度的數據是完整的。

清末新政前,清朝不存在司法和行政的明晰界限,幾乎所有官員均有可能涉及司法事務;新政期間,雖然清廷設立專門司法機構,但由于新的司法機構尚未全部成立清朝就已垮臺,故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在基層也不清晰。鑒于本文不準備考察清末所有官員的民族成份,故本文的研究對象排除一般的行政機構。具體而言,除了在新政中新設的專門處理司法事務的法部、大理院、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外,新政前既有的機構限定在司法審判起到重要作用的京師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這三個衙門合稱三法司)。步軍統領衙門(審理京師細事案件)、八旗、內務府、宗人府等機構雖然也在審判中起重大作用,但鑒于這些衙署的官員出身一直以旗人為主,所以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圍之內。同理,各省按察使司(1907年起改為提法使司)以及新政時期各省審判廳、檢察廳雖然是重要的司法機構,但官員一直以民人為主,故亦不予以分析。本文重點關注清末京師司法機構中,滿(旗人)漢(民人)官員的數量(指數據中的記錄數)與比例,進而評估平“滿漢畛域”在官制改革中的效果。本文滿人指旗人,包括八旗之滿洲、蒙古、漢軍。漢人出身的官員即民人出身的官員。

丙午官制改革前三法司官員的民族構成

丙午官制改革之前,三法司一直為清朝中央重要的司法機構。三法司當中,尤以刑部權力最大,地位也最為重要。和其他中央機構一樣,清朝刑部堂司官實行滿漢復設,旗人出身與民人出身的官員基本持平。據光緒朝《大清會典》,刑部設堂官六人,包括尚書二人、左侍郎二人、右侍郎二人,均為滿州、漢人各一員。刑部十八司額設司官中,旗人缺為60,漢人(民人)缺為57,旗人略多于民人。筆帖式全為旗人,一共124人,包括滿洲105人、蒙古4人、漢軍15人。額外司員[](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則無定員。[]由《會典》可知,刑部額設官員中,堂官和司員的滿漢比例接近,但加上筆帖式等低級官吏,則旗人(或滿人)占有極大優勢。

在實際中,刑部的辦事官員往往包括大量的額外官吏。如果加上這些額外官吏,旗人和民人官員的人數與比例就會發生較大變化。表1是刑部旗人和民人官員人數和比例(記錄數)。在有記錄的季度中,但凡記錄總數低于600時(1901年冬、1902年春、1904年夏、1905年夏、1905年冬、1906年春季、1906夏季),旗人官員的比例超過50%。如果官員總數超過600(表1總數加粗顯示),則民人官員的比例超過50%。仔細比較不同季度的數據,會發現刑部旗人官員數量相對較為穩定,從257278不等;而民人官員的數量變化則非常大,最多時人數達到570人(1901年春),少時只有171人(1902年春)?梢哉f,民人官員人數決定了刑部官員總數以及滿漢比例的變化。

1 丙午官制改革前刑部官員旗、民身份人數與比例(比例在括號中顯示,下同)

空白

其他

總數

1901年春

278(32.74)

570(67.14)

0

1(0.12)

849100.00

1901年冬

257(58.54)

172(39.18)

9(2.05)

1(0.23)

439100.00

1902年春

258(58.90)

171(39.04)

9(2.05)

0

438100.00

1904年春

268(32.41)

550(66.51)

2(0.24)

7(0.85)

827100.00

1904年夏

260(53.06)

228(46.53)

2 (0.41)

0

490100.00

1904年冬

273(35.45)

486(63.12)

11(1.43)

0

770100.00

1905年春

276( 32.09)

575(66.86)

9(1.05)

0

860100.00

1905年夏

258(58.77)

173(39.41)

8(1.82)

0

439100.00

1905年秋

274(35.49)

486(62.95)

12(1.55)

0

772100.00

1905年冬

257(56.11)

200(43.67)

1(0.22)

0

458100.00

1906年春

257(56.61)

196(43.17)

1(0.22)

0

454100.00

1906年夏

258(50.69)

243(47.74)

8(1.57)

0

509100.00

1906年秋

268(33.80)

509(64.19)

16(2.02)

0

793100.00

將刑部額外司員剔除后,余下的旗、民官員數量及變化均較為穩定(圖1)。官員數量一直穩定在265275之間,旗人出身的官員人數在198-209之間,民人官員的數量也穩定在58-65之間。三者數據形成的線條都較為平穩,沒有大的起伏。

1 丙午官制改革前刑部官員旗、民身份人數(不包括額外司員)

: 1905年秋的數據無法區分額外司員與額內司員,故數據不適用(下同)。

1與表1相對照,就可推斷出額外司員中,民人官員數量遠遠超過旗人官員。圖2-1的數據可以證明這一推斷。在19011906年的數據中,旗人額外司員的數量始終低于民人。旗人出身的額外司員人數變化不大,始終在55-72之間。相反,民人出身的額外司員數量則變化非常大,從114510不等。旗人額外司員的比例也遠低于民人。據統計,旗人占比最高的1902年春季,也只有34.1%,低于同期民人官員的65.9%。由此圖2-1的曲線可知,刑部額外司員總數,與民人額外司員的數量呈正相關,二者的變化曲線幾乎一致。

2-1 丙午官制改革前刑部額外司員旗、民身份人數

如果將圖12-1的數據進行綜合(圖2-2),不難發現,刑部官員總數也同民人額外司員的數字呈正相關,二者線條的變化幾乎一致。相應地,旗人官員(不管是否額外司員)以及非額外司員的民人官員的數據變化不大,三者的變化線條幾乎都如直線一般。特別是旗人額外司員和非額外司員的民人官員,由于數據和變化規律均很接近,兩條線幾乎重合。

2-2 旗人額外司員、民人額外司員、旗人(除去額外司員)、民人(除去額外司員)以及刑部官員總數的變化

任玉雪等人依據1906年以前的多部《縉紳錄》數據指出,雖然清朝民人在科舉考試中占優,但在中央機構中,旗人出身的官員占有絕對優勢。與京師其他五部不同,刑部4-6品中級官員(六部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司官品級在5-6品之間,均屬這個層次)中,民人出身的官員占居多數。[]如果將數據細化處理,只統計每個季度刑部18司、司務廳和司獄司的額設官員(刑部額設中級官員的主體),則其人數和滿漢比例均非常穩定:官員數量大多數季度為129人,只有2個季度為133人,旗人官員始終保持在52%-54%之間。這些數字與《會典》的記載沒有大的出入。如果將刑部額設中級官吏和額外司員一起統計,則中級官員中民人官員較旗人官員為多。同樣,由于額外司員中民人官員的數量特別多,在許多季度的統計中,刑部民人官員人數也超過旗人官員。

對于這些變化極大的數據,應當與不同版本的《縉紳錄》數據采集方式有關。額外司員人數的變化同《縉紳錄》版本密切相關。將刑部官員人數同《縉紳錄》版本對照,就不難發現,人數較多的季度(表1加粗標記),1901年春、1904年春、1904年冬、1905年春、1905年秋、1906年秋,數據均來自榮錄堂的《縉紳全書》或是《爵秩全函》。上述季度的數據中,除1905年秋季無法獲取額外司員人數外,其余季度額外司員人數較多(即圖2-1超出400以上的季度)。

與刑部不同,大理寺和都察院官員人數與滿漢比例在丙午官制改革前并無特別大的波動。據光緒朝《大清會典》,這兩個衙門的中高層官員均實行滿漢復設。都察院設左都御史滿漢各1人,左副都御史滿漢各2人。下屬六科給事中24人,十五道監察御史56人,共80人,滿缺和漢缺對等。不過,旗人在七至九品低級官吏中占有絕對優勢。光全部由旗人出任的筆帖式一職,都察院就有10人,六科80人,十五道監察御史32人。大理寺設官21人,包括大理寺卿、少卿滿漢各2人(共4人),司務廳司務、左右寺丞、評事等10名(其中旗缺、民缺各5),筆帖式6人全為旗人。民缺總數為7, 旗人缺14。[]

根據統計(表2 和表3),兩個衙門的旗人官員始終占到該衙門官員總記錄數的一半或以上。其中,旗人官員的人數特別穩定。都察院的旗人官員數量保持在162174之間;大理寺在一直在14-16人之間浮動。民人官員人數變化比旗人官員的變化要大。都察院最多的記錄達103人,最少的只有42人。大理寺最多時有12人,少時則只有6人(大理寺卿漢缺由漢軍旗人出任,故民人官員比《會典》規定的漢缺少1人)。當官員總記錄數增加時,民人官員的比例就會提高,反之則降低。這反映出與刑部相同的機制:旗人出身的官員人數相對穩定,影響都察院和大理寺官員總數的是民人出身官員的人數變化。不過,這兩個衙門民人官員的數量變化雖然比旗人官員要大,但數量始終沒有超過旗人官員。

2 丙午官制改革前都察院官員旗、民身份與比例

身份

空白

其他

總數

1901年春

173(60.70)

103(36.14)

8(2.81)

1(0.35)

285(100.00)

1901年冬

166(72.17)

56(24.35)

8(3.48)

0

230(100.00)

1902年春

172(73.50)

58(24.79)

4(1.71)

0

234(100.00)

1904年春

174(67.44)

79(30.62)

1(0.39)

4(1.55)

258(100.00)

1904年夏

174(67.97)

81(31.64)

1(0.39)

0

256(100.00)

1904年冬

174(68.50)

71(27.95)

9(3.54)

0

254(100.00)

1905年春

173(67.05)

83(32.17)

2(0.78)

0

258(100.00)

1905年夏

172(74.14)

55(23.71)

5(2.16)

0

232(100.00)

1905年秋

173(68.11)

71 (27.95)

9 (3.54)

1(0.39)

254(100.00)

1905年冬

167(78.77)

42 (19.81)

2 (0.94)

1(0.47)

212(100.00)

1906年春

162(77.14)

42(20.00)

5 (2.38)

1(0.48)

210(100.00)

1906年夏

169(77.17)

46 (21.00)

4 (1.83)

0

219(100.00)

1906年秋

168(74.01)

59 (25.99)

0

0

227(100.00)

與刑部擁有大量“額外司員”的格局不同,都察院的給事中和御史等缺并未出現類似現象。都察院和大理寺司法上都不起主要作用,不如刑部那樣承擔大量的司法職責。都察院的主要職責是監察,但監察事務過于重要且繁瑣程度不如司法事務,不能也不必借手于人。至少在我所見的1901-1906年的《縉紳錄》中,給事中和監察御史均未沒有“額外”人員。[]大理寺衙門存在一定數量的額外官員。比如1901年春季,大理寺有額外寺丞、額外評事共7名;同年冬季的《縉紳錄》則沒有任何額外寺丞或評事。不過,大理寺的額外寺丞等官員人數同刑部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大理寺除了司法職責外,其余職掌很少;而且就司法事務而言,大理寺的工作量較少,遠不能同刑部相比。

3 丙午官制改革前大理寺官員旗、民身份與比例

身份

空白

總數

1901年春

16 (57.14)

11 (39.29)

1 (3.57)

28(100.00)

1901年冬

14 (66.67)

6(28.57)

1 (4.76)

21(100.00)

1902年春

15 (71.43)

6 (28.57)

0

21(100.00)

1904年春

15 (51.72)

11 (37.93)

3 (10.34)

29(100.00)

1904年夏

15 (62.50)

9 (37.50)

0

24(100.00)

1904年冬

15 (55.56)

11 (40.74)

1 (3.70)

27(100.00)

1905年春

15 (51.72)

12 (41.38)

2 (6.90)

29(100.00)

1905年夏

15 (71.43)

6 (28.57)

0

21 (100.00)

1905年秋

15 (55.56)

11 (40.74)

1(3.70)

27(100.00)

1905年冬

15 (71.43)

6 (28.57)

0

21(100.00)

1906年春

15 (71.43)

6 (28.57)

0

21(100.00)

1906年夏

14(58.33)

9(37.50)

1 (4.17)

24(100.00)

1906年秋

14(50.00)

12(42.86)

2 (7.14)

28(100.00)

總之,按照規制設定下的額設官員,在丙午官制改革之前,三法司旗人官員始終占有優勢。在實際中,即便有額外官員存在,都察院和大理寺官員中旗人官員依然占優。刑部官員總人數和官員滿漢比例則主要由民人額外司員的人數決定。丙午官制改革前的13個季中,有6個季度的《縉紳錄》記載的刑部民人官員超過旗人官員。有些季度(1901年春,1904年春,1905年春,1906年秋)的刑部額外司員人數甚至超過刑部官員總數的一半。1906年秋季,民人官員占比最高,達到64.19%。這些數據從側面反映出刑部職任之繁重以及司法事務的重要,需要大量額外官員來歷練或是協助額設司員工作!肚迨犯濉啡缡怯涊d清朝刑部職責:

明制三法司,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糾察,大理寺駮正。清則外省刑案,統由刑部核覆。不會法者,院寺無由過問,應會法者,亦由刑部主稿。在京訟獄,無論奏咨,俱由刑部審理,而部權特重。[]

丙午官制改革后法部官員的民族構成

丙午官制改革,清廷改刑部為法部,專掌司法行政;改大理寺為大理院,作為最高審判機構專掌審判。清末官制改革的一個目標是化滿漢畛域。盡管內務府、宗人府以及八旗等衙門的官制變化不大,但就法部、大理院等司法機構而言,清廷確實著力推行不分滿漢,因材取官。[]

新成立的法部雖然專掌司法行政事宜,但死刑復核權的移交需要一個過程,且原來刑部的秋朝審事宜也由法部承擔,故法部職責同刑部職責有一定的延續性。據謝蔚的研究,法部對刑部司員和筆帖式,均大量保留。[]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官員由于受法部管理,故多數版本的《縉紳錄》將這些官員置于法部名下。依據《縉紳錄》數據,自1906年冬至1907年夏,法部諸多下設機構和官職名稱依然沿用刑部舊制。1907年秋才有了大的改變。表4顯示,1906年冬到1907年夏官員總數以及旗民官員的比例都與之前的刑部類似。官員人數較多,且民人超過旗人的1907年夏季(數字加粗顯示),其數據恰好來自榮錄堂的版本。

1907年秋季開始,法部下轄八司(審錄、制勘、編置、宥恤、舉敘、典獄、會計、都事)、兩廳(承政、參議)、收發所等機構均出現在《縉紳錄》上。自此開始,法部官員人數記錄不斷增加,直到1909年方才穩定在八九百人左右。當中旗人官員數量變化較小,民人增加人數較多。自1908年冬季開始,民人官員所占比例超過總記錄數的一半。此后進一步攀升,到1911年秋季達到最高值66.55%。與之前的刑部相比,法部民人官員的比例有所上升。有意思的是,1911年秋季,法部官員的空白記錄數下降到一兩個,從這時起,旗人官員的人數和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即便1912年春季法部官員總數有所下降時也是如此。

4法部官員旗、民身份人數與比例

空白

總數

1906年冬

25556.79

19242.76

20.45

449100.00

1907年春

25054.95

18540.66

204.40

455100.00

1907年夏

26033.90

48463.10

233.00

767100.00

1907年秋

21133.28

40764.20

162.52

634100.00

1907年冬

25340.94

20433.01

16126.05

618100.00

1908年春

25740.34

22435.16

15624.49

637100.00

1908年夏

26340.59

23235.80

15323.61

648100.00

1908年秋

27538.35

33046.03

11215.62

717100.00

1908年冬

29038.56

38651.33

7610.11

752100.00

1909年春

28938.53

39052.00

719.47

750100.00

1909年夏

27837.36

39653.23

709.41

744100.00

1909年秋

27736.40

42055.19

648.41

761100.00

1909年冬

27631.94

52660.88

627.18

864100.00

1910年春

27631.98

52560.83

627.18

863100.00

1910年夏

27632.02

52761.14

596.84

862100.00

1910年秋

27730.37

58464.04

515.59

912100.00

1910年冬

28029.91

60464.53

525.56

936100.00

1911年春

27529.19

61565.29

525.52

942100.00

1911年夏

29229.92

62964.45

555.64

976100.00

1911年秋

28433.33

56766.55

10.12

852100.00

1911年冬

31034.10

59865.79

10.11

909100.00

1912年春

31935.64

57464.13

20.22

895100.00
































官制改革之前的刑部,除了下屬各機構(清吏司等)外,還有為數眾多的筆帖式等低級官吏(七至九品),由旗人壟斷。法部設有七品京官、八品錄事、九品錄事等低級官吏,同時很多季度的《縉紳錄》還保留有“裁缺七品筆帖式”、“裁缺八品筆帖式”、“裁缺九品筆帖式”等職。這些官員構成了法部低級官吏的主體。雖然法部在筆帖式之外的低級官吏中,也有民人出身的官員,但七、八品官員優先由刑部實缺筆帖式補充,[]而且《縉紳錄》記錄中保留大量純由旗人出任的“裁缺筆帖式”,法部低級官員依然以旗人為主。

如同官制改革前的刑部一樣,法部也有大量額外司員(圖3)。與刑部不同的是,法部額外司員數量變化相對有一定規律。1907年秋季比較特殊,該季度民人額外司員占到接近八成,且記錄數達431。剔除該季度,法部額外司員的數量以比較緩和的方式逐步增加,直到1911年冬達到最高值。1907年冬到1908年夏季,民人官員占比始終為記錄總數的六成多;1908年秋季到1909年秋季增加到七成多;此后則一直維持在八成以上。1911年夏季,民人官員數量和所占比例均達到最大值。自1911年秋季開始,民人官員數量下降,旗人官員的數量和所占比例均開始上升,但占比未能超過記錄數的20%。

3 法部額外司員旗、民身份人數

如果剔除法部額外司員(圖4),早期法部官員數量及滿漢比例均與之前剔除額外司員后的刑部具有一致性。從1906年冬到1907年夏,法部各司數據尚沿用刑部舊制,法部官員總數在263-269之間,除了個別空白記錄外,旗人約占四分之三,民人四分之一弱。旗人、民人官員在數量與比例上都同之前的刑部類似。1907年秋季起,法部新設各司均已在冊。雖然該季度實際就任的民人官員同之前變化不大,但旗人官員顯著減少,從之前的近200減少到45人。更大的變化是,空白記錄從之前的個位數增加到99。從1907年冬季起,法部官員總數開始逐步增長,當中民人官員增長較快,旗人官員增長相對較慢,空白記錄則逐步下降。到1910年冬和1911年春,民人官員甚至超過旗人官員。雖然很快旗人官員反超,但旗人優勢不是特別大。

4 法部旗、民身份人數與比例(額外司員除外)

1907年秋的修正數字剔除了大量同屬于額外的進士(空白記錄)

考慮到法部始終保留了大量筆帖式等低級旗人官吏,且民人官員在1910年秋季以后并沒有比旗人少很多,不難推斷出,法部中高級官吏中民人數量迅速增加且超過旗人。圖5顯示,即便將額外司員、候補官員剔除,在法部堂官和額設司官中,民人官員的數量增長也超過旗人。1906年冬到1907年夏季,由于原刑部各司數據依然保留在法部,法部額設堂、司官和以前的刑部一致,旗人官員比民人官員略多。自1907年秋季法部各司官員到位后,法部堂司官員的旗、民人數發生逆轉。1907年秋季起,法部堂司官(不包括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官員。這些官員將在下節討論)等中高級官吏中,民人始終比旗人略多,二者人數均較為穩定。自1909年夏季起直至1912年春,記錄總數始終為107或者106。在最后三個季度,民人官員人數占到6成左右?紤]到法部堂官并未滿漢復設,堂官減少到3人(有時有效記錄只有2人),1907年秋季以后法部額設司官中民人官員始終多于旗人官員——這同之前刑部額設司員中旗人多過民人的情況相反。這表明,法部額設中高級官吏的任用中,破除“滿漢畛域”對官員選拔和任命產生了實際影響。

5 法部堂額設官、各司(含收發所)旗民、官員人數

1908年春至1909年春每季度有一名參議廳小京官外,其余均為中、高級官吏。

丙午官制改革后審判與檢察官員的民族構成

同法部相比,官制改革后審判機構的民人官員人數增加更快。大理寺改為大理院之后,成為清朝的最高法院,其職掌大大擴展,官員人數也迅速增加。官職改革前,大理寺官員的數量一直只有20余人。據表5,自1907年秋起,大理院人數開始迅速增加,1908年春突破100人,1910冬突破200人,1911年冬達到最高記錄222人。這種官員人數的迅速擴張從側面說明大理院職掌的擴展。

大理院官員數量的增長主要源自民人官員的增加。相對而言,旗人官員增加不多。大理院旗人官員大部分時間只有20余人,1909年秋季人數最多時也只有25人。雖然旗人官員比之前的大理寺有所增加,但由于總數增加更快,旗人官員的比例大大下降。相應地,民人官員數量增加幅度非常大,由此導致民人官員所占比例也大幅提高。在官制改革前,大理寺始終以旗人官員為主。1907年秋,大理院民人官員數量超過旗人官員。同年冬,民人官員首次超過總記錄數的一半。此后,民人官員占總記錄數的比例不斷攀升,1908年秋突破80%,到1911年后接近甚至達到90%。相應地,旗人官員的比例逐步下降,1907年冬尚有21.43%,1908年至1909年下滑到13-17%區間,1910年秋季下降到10.53%,此后進一步滑落至10%以下。

5大理院官員旗、民身份人數與比例

空白

總數

1906年冬

12(63.16)

7(36.84)

0

19(100.00)

1907年春

0

2(100.00)

0

2(100.00)

1907年夏

12(48.00)

12(48.00)

1 (4.00)

25(100.00)

1907年秋

9(16.07)

20(35.71)

27(48.21)

56(100.00)

1907年冬

12(21.43)

32(57.14)

12(21.43)

56(100.00)

1908年春

18(16.22)

80(72.07)

13(11.71)

111(100.00)

1908年夏

17(15.74)

79(73.15)

12(11.11

108(100.00)

1908年秋

22(13.17)

139(83.23)

6 (3.59)

167(100.00)

1908年冬

22(14.38)

129(84.31)

2 (1.31)

153(100.00)

1909年春

2214.86

124(83.78)

2 (1.35)

148(100.00)

1909年夏

21(14.29)

123(83.67)

3 (2.04)

147(100.00)

1909年秋

25(15.24)

136(82.93)

3 (1.83)

164(100.00)

1909年冬

24(14.04)

145(84.80)

2 (1.17)

171(100.00)

1910年春

24(13.04)

155(84.24)

5 (2.72)

184(100.00)

1910年夏

24(12.31)

167(85.64)

4 (2.05)

195(100.00)

1910年秋

20(10.53)

166(87.37)

4 (2.11)

190(100.00)

1910年冬

20 (9.57)

183(87.56)

6 (2.87)

209(100.00)

1911年春

19 (8.96)

188(88.68)

5 (2.36)

212(100.00)

1911年夏

20 (9.13)

194(88.58)

5 (2.28)

219(100.00)

1911年秋

39(10.00)

292(74.87)

59(15.13)

390(100.00)

1911年秋(修正)

19 (8.64)

197(89.55)

4 (1.82)

220(100.00)

1911年冬

42 (9.57)

387(88.15)

10 (2.28)

439(100.00)

1911年冬(修正)

20 (8.97)

202(90.58)

1 (0.45)

223(100.00)

1912年春

19 (8.84)

193(89.77)

3 (1.40)

215(100.00)

按:1911年秋季和冬季的數據包括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官員(其余季度,這些官員在法部名下),故官員總數明顯多于其他季度。剔除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官員后的修正數據則同其他時期一致。

官制改革前,大理寺額外司員較少,七到九品低級官員以旗人為主。大理院民人官員中,額外司員、八品錄事和九品錄事等中級、低級官吏增幅很大,且占比大。從1908年春季起,大理院出現額外司員等額外官員記錄,人數經常超過額設司員。這些額外司員中民人的比例始終沒有低于85%,多數季度接近或者超過90%。從1908年秋季起,大理寺出現八品、九品錄事等低級官吏記錄,且民人官員始終多過旗人官員(表6)。在有額外錄事記錄的季度中,民人官員占絕對優勢。在額設錄事中,民人官員更是占壓倒性優勢。在所有記錄中,旗人額設錄事只有1人,而民人最少都有31人。

6 大理院錄事中的旗、民人數

八品、九品錄事

額外錄事

總數

1908年秋

1

35

0

10

46

1908年冬

1

35

0

9

45

1909年春

1

33

0

10

44

1909年夏

1

33

0

9

43

1909年秋

1

35

0

8

44

1909年冬

1

35

2

8

46

1910年春

1

35

2

10

48

1910年夏

1

35

3

21

60

1910年秋

1

32

0

0

33

1910年冬

1

31

0

0

32

1911年春

1

35

0

0

36

1911年夏

1

35

0

0

36

1911年秋

1

37

0

0

38

1911年冬

1

37

0

0

38

1912年春

1

36

0

0

37

據圖6,刨除八品錄事、九品錄事等低級官員以及額外司員、錄事等額外官員后,1907年秋到1911年春,大理院額設堂官、司官的總數始終是56人,此后變為54-55人。自1907年秋至1912年春,旗人官員大大少于民人官員。從1907年冬季起,旗人官員的比例雖然一直保持在20%以上,但最高也只有26.79%。

6 大理院官員旗、民身份人數(額外官員、八品錄事和九品錄事除外)

大理院不同級別官員的滿漢比例各不相同,品級越低,民人比例越大。這種局面與官員選任方式緊密相關。大理院的堂官(正卿、少卿各1人,共2人)由皇帝特簡,實際任命時往往滿、漢各一人。大理院中級官吏的選用經歷了由調用為主到考試錄用為主的過程。最底層的低級官員錄事從一開始即采用公開招考的方式加以“委用”。[]韓濤認為,大理院主干官員基本上在光緒三十四年以前通過奏調方式配備到位,此后通過考試招錄的主要是額外司員。[]這些奏調官員的旗人比例低于堂官,卻高于通過考試任用的額外司員和錄事。旗人額外司員和旗人錄事的超低比例說明旗人在新時期的考試中沒有任何優勢。

如果我們將眼光下移,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官員中,民人官員人數增長也非?欤▓D7-1和圖7-2)。從1907年冬有記錄開始,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的記錄總數就非常穩定。除了最后兩個季度人數為216人外,其余季度的人數始終在157-170之間,且大多數季度的數字是164。1908年冬季以前,空白記錄占絕對多數,但亦展示出在任的民人官員比旗人要多。1908年冬季空白記錄下降到總數的四成,此后空白記錄逐季度下降,多數季度占總數的3成左右。只有在1911年冬和1912年春,空白記錄下降到個位數,占比不足5%。

7-1 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旗民官員比例

7-2 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旗民官員數量

1908年夏季到冬季各級審判廳、檢察廳中包含屬于法部的各司人員以及大量七品京官,修正后的數據同其他季度保持一致。

據圖7-1和圖7-2,在空白記錄下降的同時,旗人官員數量始終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在1911年秋季之前不到20人,此后最多也只有22人,占記錄總數的最高比例只有11.76%1911年秋)。相反,民人官員數量增幅很大。1907年起始季度只有5人,1908年秋增加到49人;從1908年冬到1911年秋,人數保持在84-98之間;最后兩個季度猛增到180余人。民人官員占比也一直大幅度高于旗人。自1909年春到1911年秋,即便有相當數量的空白記錄,民人官員占總記錄數的比例也始終在50%以上。1911年秋起,旗人官員人數雖然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遠不如民人官員。在1911年冬和1912年春季,空白記錄分別下降到910人,民人官員占到記錄數的85%以上。表12-2清晰地顯示出,空白記錄和民人官員的數據線相背而馳,幾乎成對稱狀,而旗人官員的線條則比較平穩。不難看出,大量空白記錄被民人官員填充。

小結與

清末新政改變了京師司法機構官員的民族構成。在官制改革前,三法司官員的民族成分體現了濃厚的滿洲色彩。額設官員中,不僅低級官吏大量由旗人充任,掌握司法行政與審判權力的中高級官吏也是旗人占有優勢。由于官員見習制度,刑部有大量額外司員。由于這些額外官員以民人為主,刑部的民人官員可能超過旗人官員。在司法事務并不繁重的大理寺和都察院,則沒有出現這種狀況,民人官員始終少于旗人官員。

官制改革以后,司法人員大大擴充,盡管旗人官員的數量有所增加,但民人增加更多。陳必佳等人的研究也揭示出,新政期間京師官員總數增加,但旗人官員的數量增加不多,大部分機構的官員數量增長都來自民人官員。[]負責司法行政事務的法部,由于大量繼承刑部官員,其官員民族構成與刑部有一定的類似之處,特別是二者的低級官吏一直都以旗人為主。不過,法部額設司官(不包括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中,民人官員略多于旗人官員,這與之前刑部額設司官中旗人官員略多于民人官員的格局剛好相反。在司法審判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大理院和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官員中,民人官員最終占有絕對多數。

清末司法官員滿漢比例的變化同官員選用方式的轉變密切相關。李在全認為,丙午官制改革雖然設立了許多新機構,但新設機構的官員多從舊機構繼承,全國“新式法官群體”規模只有數百人。到宣統年間,司法官選任逐步采用考選途徑,大量學堂畢業生加入司法隊伍,新式司法官員達到一千余人。[21]李啟成認為經過宣統二年的法官考試,法官任用逐步過渡到以考試為主。[22]由于數據庫本身的局限,我們無法得知多少官員出自新式教育,屬于新的司法官。清末法部、大理院民人官員數量和比例均不斷增加的事實,至少可以證明以下兩點:

一、清末組建新的審判與檢察機構時,并沒有按照相應比例轉入原來刑部的旗人官員,尤其是業務上起主導作用的司員。在民人司員和司官總數均增加的情況下,大理院和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的旗人司員總數比原來刑部的旗人司員數量還少。刑部筆帖式等低層旗人官吏,也多留在法部,較少進入大理院或者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法部雖然保留大量旗人低級官吏,但在《縉紳錄》上,經常標記為“裁缺七品筆帖式”、“裁缺八品筆帖式”。這些人很可能是清廷出于生計考慮才繼續讓其留在法部的。以上情況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末刑部大多數旗人官員的業務能力沒有被看好,被認為不能很好適應新的審判與檢察機構。這種清末旗人能力不足的判斷可與目前學界的認知相印證。[23]

二、丙午改制后,旗人在司法官員的選拔中不占優勢。大理院錄事通過考試任用,直接導致旗人錄事的數量極少。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的空缺大量被民人官員填充。由于京師以外的各審判廳、檢察廳官員中(包括東三省各級審判廳),民人官員占有壓倒性優勢,更進一步印證旗人在官制改革后的司法官員選拔中不占優勢?紤]到旗人在數量上比民人少得多,在缺少足夠政策支持的情況下,新增的旗人司法官員少于民人,是自然而然的。

這種“自然而然”對清廷和當時的政治局勢,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學界在論述清末滿漢關系時,往往強調清廷在各部尚書等高級官員,尤其是“皇族內閣”閣員中,滿洲貴族集權的事實。[24]從大理院和京師各級審判廳、檢察廳官員選用情況來看,旗人在新時代的競爭中,有被漢人取代的危險。清末提倡的除“滿漢畛域”,不只是政治宣傳。在司法官員任用上,具有切實的政治內涵。清末地方督撫民人超過旗人已是既定事實,如果清末京師其他部門如司法機構——尤其是審判機構那樣,中低級官吏大量被漢人占據,我們就不難理解清廷在中樞要力保滿洲貴族的優勢。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此據作者電子稿并省去注釋,引用請務必核對紙質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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