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闞紅柳:縉紳錄的閱讀與清人百態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1704 更新時間:2019-2-25

[編者按]縉紳錄是記載清代官員信息的名錄。在數字人文時代,基于縉紳錄而建設的量化數據庫正日益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2018113-14日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在北京召開了“《縉紳錄》量化數據庫與清史研究”學術工作坊,這也是人大清史所與香港科技大學李中清康文林研究團隊展開對“縉紳錄”的合作研究以來舉辦的首次會議。本期從該工作坊和來稿中選取了一組論文,既涉及縉紳錄的文本解讀,亦有利用量化方法解讀晚清官員結構的嘗試,以饗讀者。

縉紳錄的閱讀與清人百態

闞紅柳

[ ] 清代縉紳錄載錄在職官員的基本信息,其對官僚制度的載述與會典、職官表等同類書籍相較有所區別和側重,縉紳錄以反映官僚制度的實際狀態及最新運行情況為主,能實時展示官僚體系中的每一位在職官員狀況,并以官刻與坊刻兩相結合的形式對外公開發布。對官場信息自上而上的重視使得清代縉紳錄擁有幾乎覆蓋全社會范圍的閱讀人群。清人對縉紳錄的閱讀實質上是以書籍閱讀的個案形式具體而微地呈現官僚制度在清代政治、社會、文化生活中所引起的的系列反應,具有獨特研究價值。

[關鍵詞] 制度 閱讀 清人 縉紳錄

縉紳錄,是對清代載錄全國范圍在職官員名錄類書籍的統稱,官方書名為《爵秩全覽》,民間坊刻則往往以《縉紳全書》、《縉紳新書》等為名,清人閱讀使用過程中又簡稱為“縉紳錄”或“縉紳”,也有稱其為除目[]者?N紳錄有少量官刻本,由吏部文選司負責編纂,按季刊刻,上呈皇帝審閱,并在官僚機構內部有限流通使用;更有數量眾多的坊刻本,由北京琉璃廠近百家書鋪廣為發售,流向民間。[]縉紳錄可謂清代官場信息最及時、最準確、傳布最廣泛的重要文獻之一,所載內容包羅萬象:含官員姓名、官銜、籍貫、科第等基本信息,官員各品級頂服俸祿、赴任憑限路程、相見禮儀等官場必備信息,以及官缺性質、養廉銀數目、風俗土產等與地方官相關的具體信息。由中央到地方,清王朝官僚體系的基本面貌在縉紳錄中得以展現。一書在手,讀之可對遍及全國的官員網絡及政務活動有大體了解。

縉紳錄記述和反映清代官僚制度的一般情形,制度層面的閱讀不僅還原書籍的內容和本質,而且對清代官僚制度的內部機制如生成、管理、運行、核查諸方面均有所反映。作為一種清代文獻,縉紳錄的閱讀群體,上至廟堂之高,涵括帝王與百官,下及江湖之遠,關涉平民百姓乃至販夫走卒;而清人對縉紳錄的閱讀,則肇于清初,以迄清末,其持續時間之長,涉及人群之廣,均堪稱清代之最。故而,讀“縉紳”成為清代政治、社會、文化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生動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影響下不同階層的心理狀態與社會認知,蘊含著世情世相,演繹著清人百態。

一、公開的秘密:清代君主的按季御覽

縉紳錄是君主制體系之下載錄官僚制度的文獻形式,與之相類似的書籍還有會典和職官表等書,此類書籍在內容方面都以官僚制度為記述主體,但具體內容則各有側重。會典分門別類記載官署的職掌,以官方文件匯編而成,重制度本身;職官表將歷代官職排比對照,側重反映設官分職的變化并追溯其因襲沿革;而縉紳錄遵照會典編制,以反映官僚制度的實際狀態及最新運行情況為主,能具體到展示官僚體系中的每一位在職官員,其對官僚制度的反映重“人”[],重官場信息的實時性。通過三者之相較可知,一季縉紳錄實際上是三個月官吏任免匯總信息的公開發布。在君主制時代,官員的任命與升遷、降黜全由皇帝裁定,這是踞于官僚制度之上的君主權威的重要體現,而官場信息則是受制于皇權決策之下,局限于一定范圍、一定時間的官方秘密,朝臣不得越限干預。據史料記載,乾隆二年(1737),內閣學士汪由敦因廷臣妄傳除目,被牽連詰責,汪由敦上疏自辯,但乾隆帝認為,“由敦何以先知?足見有為之耳目者。其人必不謹”,為此,汪由敦被降職為侍讀學士。[]在官員任免信息公開之前隨意打聽官場秘密,妄加揣測并傳布,是汪由敦獲罪的原因。即此而論,未經皇帝首肯公開發布的官員任免信息還屬于保密范疇,肆意發布要被追責并懲治。而編纂完成的縉紳錄可謂清王朝官僚制度層面公開了的秘密,已過了保密時限,可以對外發布。[]縉紳錄按季匯總編纂,反映出官員任免信息已得到君主授權,由機密轉為公開,受眾也由皇帝及有限的官員轉為面向社會。

清代君主對縉紳錄的閱讀有多重意味,最表層的含義無疑是對吏部職掌活動的核查?N紳錄的編纂,原則上是由君主操控的,而具體編纂事務則由吏部承擔并完成。每季閱讀縉紳錄,是高高在上的清代君主對吏部公務處理能力、水平以及運轉效率的核查。吏部文選司的職掌之一即為按季調取官員任職信息,匯總后編成縉紳錄,并向中央及地方各級部門發出咨文,核實修訂后呈報皇帝,一旦發生編纂失誤即為失職。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時任吏部右侍郎的王引之就因為“進呈《爵秩全覽》,繕寫訛誤,下部議處”。[]所謂“繕寫訛誤”,據《上諭檔》,“昨日蒙發下秋季《爵秩全覽》,內管理樂部仍開寫儀親王,鑾儀衛掌衛事奕紹銜內仍開寫前任各管項”[],也就是說,當年秋季的《爵秩全覽》內開寫了過時信息,未能反映最新的官吏任免情況。對于這一失職行為,嘉慶帝極為憤怒,“《爵秩全覽》進呈豈容錯誤”[],為此,吏部堂司各官被相應追責。七月初四日,嘉慶帝對都察院擬定的議處不滿,認為“所議尚輕”,下旨“吏部主事恒柱、豫泰罰俸三個月之處著改為罰俸六個月,英和、吳璥、恩寧、顧德慶、常起、王引之罰俸一個月之處著改為罰俸三個月,不準其抵銷”。[]

官員任免信息的及時與準確是清代君主對吏部所編官刻本縉紳錄的基本要求,同樣,對坊刻本的類似規定也有案可循。乾隆二十八年(1773)二月初十日,江南道監察御史費南英上疏奏請禁止書坊濫刻縉紳錄,以重官制[],費南英的建言得到乾隆帝的重視,要求吏、兵二部議奏。據吳省欽所撰《誥授朝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費公墓志銘》可知,費南英的建議最終被議行,“禁琉璃廠肆搢紳錄錄已故與未仕之人以重官制”。[11]已故官員已非在任,未仕官員未正式入職也不得濫入縉紳錄,可以看出,費的建議以及官方據此而作的相應規定直接針對坊刻本縉紳錄的及時性與準確性。上述兩個事例表明,清代君主對官方和民間的官場信息發布具有監控權,君主的按季御覽相應地對縉紳錄書籍的權威性和準確性賦予保障。

與此同時,閱讀縉紳錄也是清代君主對王朝內部官僚群體的一次整體檢閱,縉紳錄詳細開載中央、府院、六部衙門在京、在外七品以上大小官員官職、姓名、原籍等信息供君主了解官僚隊伍概況,從而根據統治需要及時予以調整。乾隆六年(1741),大學士張廷玉門庭顯赫,門生黨羽、本家戚黨充斥朝野,引起民間盛傳“桐城張、姚兩姓,占卻半部縉紳”(姚指與張氏世代聯姻的家族),左都御史劉統勛遂上疏向乾隆帝說明情狀,并要求嚴令“將張、姚二姓部冊有名者”詳悉查明,二姓官員“三年之內,停其升轉”[12],以雷厲風行地解決官僚內部滋生的朋黨隱患。這一事例表明縉紳錄所體現的直觀的數據統計結果成為君主行政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

清代君主按季御覽從更深層面來說還體現了官制與禮制的和諧統一。職官制度的目的為明確等級、尊卑關系,顯然也符合封建王朝以禮義治邦的需要,以禮制融合官制,是清朝君主的政治期待。列名縉紳,對個人來說,不僅是社會地位提高的表現,也是名望的象征!耙坏强萍,便列縉紳,令人有不敢犯之意,非但因其地位使然,其品望有足重也。雖其間事干謁,趨勢利者,亦或有之;但一為正人君子所擯,則終身不齒于士林,當事亦從而薄之。若養高自重者,不特郡邑長敬畏服教,即上臺亦往往稟命咨訪焉。其視資郎異途,蔑如也。素封之家,非有姻戚交關,縉紳不與之往還抗禮;同姓者非有稽考,亦不通譜稱宗。若夫輿臺胥吏之屬即力能上下其手者,不敢望縉紳之少假顏色,惟時懼其有發奸摘伏之心。以故體統尊嚴,上下顧忌,鄉人咸賴其福![13] 而完整的官僚隊伍則是朝廷秩序和王朝統治的具體表征。正如乾隆朝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葉一棟所言,“圣人御宇,萬國咸寧,如天之無不覆幬也,如日月之無不照臨也。上公上相,參列乎三臺;庶司百府,分陳于九野。上以示薇垣建極之模,下以協風雨從星之愿”。官僚隊伍次第分明,則等級上下有序。融合儒家禮制觀念的縉紳錄如同官場之《春秋》,蘊含懲勸、褒貶大意,在官員志得意滿之時發揮當頭棒喝的警示作用。一讀縉紳錄,清代官員首先生發的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警惕之心和勸勉之意,“方今圣天子明四目,達四聰,惇德允元而難壬人。凡登是書者莫不戰兢惕厲,以仰體九重,欽崇治道,矜慎名器之思,其或不恭,則降謫之命甫下,梓人操寸,刀削其籍,如去堊焉。故其義尤莫近于《春秋》![14]縉紳錄的編纂,以官制為架構,以禮制為準繩,藉公開傳布,宣揚清代君主的治國理政之道。

上可察吏,下可安民,縉紳錄,從某種意義上說可謂是王朝統治穩固、社會安定祥和的具體表征,按季審閱縉紳錄的清代帝王,獲取的閱讀體驗既有一般性的吏部職掌的核查,整個官僚體系的審視,還包含對帝王權威與尊嚴的自我認定乃至長治久安、帝業昌盛不衰的政治認同和期待。

二、制度之內:使用、解讀與研究

如果說清代君主的按季御覽體現的是凌駕于制度之上的君主的權威,那么,在官僚制度體系之內,官員以及士人群體對縉紳錄閱讀和使用則源于公務實踐的需要以及帶有學術興趣的解讀與研究?N紳錄主要為方便處理公務而編纂,清代官員是其主要的閱讀群體。清代官員把縉紳錄視為查考工具書,在相關事務處理方面獲取便利?滴醭,魏象樞向中州分憲宮夢仁推薦循良官員高良弼,“仆素不識禹牧為何人,而自中州士大夫以及滿漢之經禹地者,無不極口贊揚,今日循良為第一,及閱《縉紳便覽》,則籍屬敝鄉,出身明經耳”[15],魏象樞訪查民情,依據為官聲譽舉薦官員,又通過查閱縉紳錄,才知道高是明經出身,與自己竟是同鄉,縉紳錄所載信息在魏象樞的舉薦事務中發揮了必要作用。此外,在諸如查閱職官科第、地方錢糧、行政建置、風俗物產等方面,縉紳錄均能為在職官員提供極大的方便。清人延昌撰有《知府須知》一書,為出任地方官員者提供各種為官借鑒,“備帶書籍”一目中詳細記載了光緒五年(1879)他候補潯州知府時所攜帶的書籍,其中含本年刊刻的縉紳錄多部,很實際地說明了縉紳錄在處理地方事務中可能發揮的功用。[16]

也有不少士人出于對官制的獨特興趣,對縉紳錄加以解讀和研究。朝廷公開了的官僚制度層面的機密,吸引著清人產生不同面向的閱讀興趣和研究命題。李驎利用縉紳錄探討既有選官制度和標準存在的問題,閱讀縉紳錄后,認為,“歐公所謂宋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后入學,貴吏事而賤文章,是已,乃今所患則更甚焉。儒學后矣,而材能亦未嘗先,文章箋矣,而吏事亦未嘗貴。小臣速化半由事例,而大臣則循資以次遷轉耳。嗟乎!置材能、吏事不問而欲其勤勞,夙夜詳察錢谷刑獄以集事功,必不可得矣。忽儒學文章不講而欲其通于古今之亂興之謀,天下事決疑定策,又必不可得矣。此今所以遠不逮乎古歟”。[17]葉名灃考察清初內閣官制,指出曹仁虎《拜罷小志》載,“內閣初設承政、參政、理事官,又考取舉人、生員入內院辦事”,但葉通過參考順治十八年縉紳錄,發現并無承政等官,因此疑惑“未知何時所設,尋復裁減”。[18]韓泰華家藏此冊縉紳錄,據之學習清初官制。[19]周壽昌閱讀、比較歷朝縉紳錄之后,則注意到乾隆朝縉紳錄與光緒朝的區別,“其官階與今異者,道與知府俱列正四品,內閣侍讀列從五品(今內閣侍讀正六品,其服色則一品,以兼鴻少銜也)……又有圓明園船物河道總管,理藩院尚書兼領,今無此銜。又各省均刻有地輿圖,朱印,頗精致”。[20]陳澹然利用縉紳錄研究全天下修建“城”的總體情況,屬于冷靜而客觀的閱讀和研究,他已經敏銳地注意到縉紳錄文獻在數據統計方面的研究意義。[21]由一般性的閱讀體會上升為睿智的學術考察,官場信息的公開在學界引起研究性的閱讀體驗。

來京的外國使臣對清王朝公開的秘密亦格外看重。因內容涉及朝廷內部,縉紳錄是禁止對外出售的,但外國來使總能通過各種秘密渠道想方設法地獲得縉紳錄。如當時朝鮮使臣往往通過聯絡譯官賄賂會同館通事幫忙代購。朝鮮使臣洪大榮認識到,利用縉紳錄既可搜集信息,又可編織人脈。他在入京后傾慕吳姓、彭姓兩位翰林風采,但不知其名,難以交接,獲得縉紳錄后則很快查閱得知二人姓名,并獲知其里居,從而開始交往。[22]康熙年間,通過閱讀《縉紳便覽》,朝鮮福昌君李楨、福善君李楠獲知清朝設《明史》纂修官,已經開館修史,于是上疏朝鮮國王,呈請留意清朝官修《明史》中對朝鮮的記述。[23]世界各國的使節、商團,亦為縉紳錄的重要讀者群。18世紀初期,阿美士德使團來華,通過閱讀縉紳錄,蠡測清朝欽差的官員品級和社會地位。[24]來自域外的閱讀感受,充滿了對神秘清王朝的諸多探索。

縉紳錄在官僚制度層面的閱讀無疑展示了王朝內部秘密揭示之后社會不同階層對之的各種反應。閱讀縉紳錄,為官員提供必備官場信息,以適應公務需要,同時,社會各階層也可獲得相應信息,了解官場情形和制度運行狀況,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清代官僚制度的一種公眾檢查與審視,或許,這也是明清以來,統治者已經認可用縉紳錄文獻公開這一秘密的深層原因。

三、個體、家族與王朝:縉紳錄的榮譽閱讀

官僚體系是封建王朝的主動脈,其基本狀況與發展變化是清代社會的核心信息,故而,縉紳錄記錄和反映的官場信息與清人個體及其家族乃至整個王朝政治和社會生活息息相關。清人一登科甲,名列縉紳,既是寒窗苦讀、開花結果,也是聲望地位的象征。列名縉紳錄,購買并閱讀縉紳錄,其本質可還原為一種榮譽閱讀,事關清人個體的存在感和家族的榮耀,甚至可借以折射王朝的繁榮與鼎盛。

“學而優則仕”,清代文字史料的主體創造者大多以仕宦為理想,故而仕宦的象征標志——縉紳錄則相應成為其人生行跡乃至是否在世的重要標志。清人娓娓動聽地記述了不少借助縉紳錄互通音訊乃至用來尋人的故事,頗為耐人尋味。紀昀有門人遠赴云南任縣官,家本苦寒,僅攜一子一僮前往,任縣距省城遙遠,其家則居荒村,“書不易寄,偶得魚雁,亦不免浮沈,故與妻子幾斷音問。惟于坊本搢紳中,檢得官某縣而已![25]苦守寒窯的妻子與家人通過閱讀縉紳錄獲取遠方的消息,求得內心的安定。從某種意義上,仕途是士人社會存在感的象征,縉紳錄中列名,則人存,否則不然。張開東與呂介亭為多年好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張開東歸鄉,呂介亭赴廣西任縣佐,一別之后難以會面,張開東為尋找老友消息,多次查核縉紳錄,但未見呂姓名在冊,已預想不測,六年后果然得知,呂早已去世。[26]當仕宦的理想深入清人之血液,是否列名縉紳錄也就成為士人存身的一種標志。更有甚者,由于官場信息占據主體地位,得以閱讀縉紳錄意味便著信息的暢通,表明社會聯系紐帶的建立,而不得閱讀縉紳錄則標志清人與世隔絕的失聯狀態。清初桐城學者錢澄之選擇遺民立場,閉門隱居著書,他在寫給友人潘江的信函中,申訴“村中久不見縉紳錄”,官場音訊全無,舉目茫茫,愈顯遺世而獨立。[27]清人的生命存在感與社會存在感共同交織成個體榮譽閱讀的二元畫面。

在宗法制社會中,個體是家族的細胞,縉紳錄的閱讀細致反映個人榮耀向家族榮耀的過渡。在清人的觀念中,族人名列縉紳則一門鼎盛,反之,家族無人在仕版,則蕭條零落。閱讀縉紳錄,既是個體的榮光,也是家族的驕傲。身列仕籍,家藏縉紳,幾乎是清人的共識。因縉紳錄唯有京城琉璃廠書鋪發售,故而成為京官及入都人士贈送的熱門禮品書。同治年間,翁曾翰在內閣任職,寄回的家信中常含有縉紳錄一部。[28]由個體閱讀拓展為家人同讀,乃至族人共讀,是榮譽閱讀的延伸。當然,族人不睦,傲嬌不和諧的情況也有發生。道光六年(1826)初,科舉屢屢不第的管庭芬寫信給時任直隸通州都判的族兄管嗣許,請求幫忙購買并郵寄《縉紳全書》一部,竟然未獲準許,族兄二月、六月先后以郵寄不便為由回信表示無奈,加以推托。[29]時至當年十一月,管庭芬才拿到族兄惠寄的的縉紳錄。[30]管庭芬對閱讀縉紳錄的熱衷,仍是爭取個體與家族榮耀的表現,而族兄的冷漠與忽視,則說明家族內部的榮譽閱讀,有時候也存在斷層。夫妻合讀,更為深入地展示了兩族協同,共享榮譽的思想。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孔子七十三代長孫女孔璐華,由畢沅做媒嫁給阮元為繼室,孔夫人的妝奩之中,含有一部明萬歷十二年春季《縉紳便覽》。[31]將明代版本的縉紳錄,加入送女出嫁的妝奩,既是前代文獻版本價值的標榜與還原,同時也是兩個家族樂于共享家族榮譽的體現。

榮譽閱讀除了具有個體及群體之間的傳遞性之外,還有時間上的傳遞性,可以實現跨越時空的共同閱讀。清末朱彭壽在《安樂康平室隨筆》中對此有專門論述,他在書鋪中搜羅到乾隆十八年、嘉慶七年和道光六年的縉紳錄,皆百年以外之文獻,卷帙完整,紙墨如新。朱之所以喜不自勝,并不完全為縉紳錄的版本價值,而是因為縉紳錄載錄了其祖先的任職情況,“每一展閱,得瞻睹先人姓氏,欣幸殊深,食德誦芬,益資自勵”。[32]祖輩于縉紳錄上有名,令朱彭壽倍感榮耀,追慕先人的同時又意識到加強自身修養,自強自勵的必要性。時間的延展與傳遞進一步地拓展了縉紳錄的同讀范圍,跨家族同讀、賞讀也是榮譽閱讀的表現形式。目前可知清代縉紳錄的最早版本為順治十八年(1662)縉紳冊,輾轉于藏書家之手,存留至今,藏書家的印章以及同道之間品鑒的跋文再現了不同時代的清人同賞共讀同一部縉紳錄的情形。該書先藏于紀昀家中,吳玉綸曾得觀,嘉慶年間,朱珪讀后賦詩,感慨當年同朝官員才華橫溢,一領風騷:“五朝文獻舊官冊,宗伯藏弆貽厥孫。公孫好古持示我,索我題句尋根源。序言丙戌訖辛丑,馮(銓)、金(之。┑铋w領鳳鵷。范公(承謨)讀學葉(映榴)吉士,后以節烈名不諼。揚州推官風雅伯(阮亭),蔣(超)史(大成)徐(元)馬(世。┝卸υ。宛平(王)掌翰魏(柏鄉)掌憲,此其大略他可論!辈痪,法式善讀后也慨嘆,“一經展玩,前輩風流宛然在目”。[33]其后,道光年間,漢陽葉志詵曾借看三月,丁熹葆亦獲借閱;同治、光緒年間,其書藏于潘祖蔭滂喜齋藏書樓,李文田、黃鈺、徐郙、孫詒經、歐陽保極、李鴻裔等很多學者獲觀,并以題記、跋文留念。一部縉紳錄遞經傳承,為不同時代的清人所共賞,說明縉紳錄的榮譽閱讀也可超越時代、家族等因素,此時清人所津津樂賞的榮譽是清王朝發展歷程中的輝煌過往。清代前期形成的縉紳錄,到晚清時代去閱讀和體會,名臣閃耀的時代已成為王朝鼎盛的象征。

四、習慣、世俗與名利:閱讀縉紳錄的人情世故

閱讀縉紳錄,是清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體的社會現象表現在清人的生活習慣、人情世故、對世俗與名利的向往追逐諸方面,呈現出世情百態。

清人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與各級官吏打交道,縉紳錄是官場識途之書,必不可少,不少清人在日常生活中慣性依賴縉紳錄。方成珪在《守孔約齋雜記》中記述東甌(浙江省南部沿海地區寧波一帶)有奇士林清瀾,“生平經籍,過目不忘”,他不僅能背誦時憲書,“縉紳錄則某府某縣漕糧、地丁若干,或沖繁,或疲難,無不熟記,不待按冊而稽,真張睢陽流亞也”。[34]史稱唐代名將張巡(即張睢陽)記憶力超群,讀書不過三遍,終生不忘。林清瀾背誦縉紳錄的超強能力,令人咋舌的同時,也分外感慨其沉迷,縉紳錄的閱讀如此深入人心,竟至于此等程度。

當對某一文獻的閱讀成為一種社會性的習慣,其消極層面逐步展現。過于依賴,過分看重縉紳錄的結果導致閱讀的機械化和世俗化。清人周春,曾依據縉紳錄解讀經典名著《紅樓夢》,其時有傳言稱此書所寫為康熙朝權宦明珠家事,周春持反對意見,他認為非為納蘭家,“而序金陵張侯張謙家事也!币罁褪恰皯浬贂r見《爵秩便覽》,江寧有一等侯張謙,上元縣人,癸亥甲子間余讀書家塾,聽父老談張侯事,雖不能盡記,約略與此書相符”。[35]以小說之虛構,尋蹤歷史之真實,周春的做法固然有失妥當,卻反映出清人在一般性的社會生活中會不由自主地參照縉紳錄做決斷。著名學者俞樾在其所著《右臺仙館筆記》中記述了一個女子的傳奇故事:光緒初年安徽懷寧縣李某居京師充供事,后選授甘肅巡檢司,數年之后,有所積蓄。他本有母有妻,卻偽稱家中沒有親人,與當地商人之女成婚;楹笊倘酥盏嚼钅臣視弥溆心赣衅薜氖聦,寬容大度,在已有身孕產期將至的情況下親帶白金二千兩負金騎馬至懷寧訪其家,在其家生子,三日后又騎馬而回。俞樾稱贊“此女賢達,且來去飄忽如神龍,洵奇女子哉!”但又私下查閱縉紳錄,懷疑地指出,“甘肅肅州嘉峪關巡檢王文琳,安徽懷寧人,非姓李者,豈傳聞有異乎!”[36]用縉紳錄的記載與傳聞相印證,俞樾的做法難免顯得古板而幼稚。

就世俗眼光來看,匯聚全國大小官員信息的縉紳錄實際上代表的是聲名顯達,榮華富貴?N紳錄在社會上廣為流傳,傳播的是官場世故與市儈哲學。清代發售縉紳錄的縉紳書鋪往往用“文錦英名、榮華顯慶”的字眼起字號,如文寶齋、同升閣、寶名堂、松竹齋、榮寶齋、榮慶堂、榮祿堂、榮覲堂、榮華堂、榮錦書屋、貴名堂、順濟局、崇壽堂、斌升堂等等。達官顯宦以及著名書法家會為縉紳書鋪題寫匾額,如懿文齋為祁寯藻所題,榮錄堂為袁思韠所題,秀文齋為翁同龢所題,“松竹齋南紙店”六字匾額則是梁詩正所題,京都名匾——榮寶齋匾額由同治狀元、國子監祭酒陸潤庠寫下。購買并閱讀縉紳錄的人之所以絡繹不絕,看重的是其在官場上的實用價值?N紳錄開載的詳細的在職官員信息為辦理事務、謀求官職、尋找關系等打開了方便之門。一書在手,如同獲得一部實用的官場指南。于是,一些擅長投機鉆營者不學無術,舍其他書籍不讀,一心只讀縉紳錄。晚清學者龔自珍鄙視其叔父——官運亨通的龔守正,認為他對經學和文學一竅不通,人情世故和升官發財卻用心鉆研,稱“吾叔讀五色書學問”。[37]所謂“五色書”,“紅面”即指縉紳錄,“黃面”指京報,“黑面”指稟帖,“白面”指知會,“藍面”指賬簿。晚清時代,即便不好學,家中無書,但卻必有數冊“紅面”。

清人的實際生活中,縉紳錄的讀者群體甚至還擴充至最下層的販夫走卒。民國初年,葉楚傖在小說《如此京華》中就塑造了一位熟讀縉紳錄的車夫,如其所言,“那京里的車夫別件事沒長處,只縉紳錄是記熟在肚子里的,不要說常去過的,便是沒去過時,只要曉得是車主人的朋友,沒有不認識的![38]車夫熟讀縉紳錄,是生計的需要,而借助縉紳錄招搖撞騙者,則是縉紳錄的閱讀世俗化、功利化更為直接的證明。乾隆六十年(1794)十一月,河南巡撫景安奏報,有山東人趙禿投遞文書,自稱為兵部差官錢治平,奉差查拿農民起義首領劉之協。[39]趙禿偽造的身份就是從縉紳錄上查來的,他查得《縉紳》上兵部差官項下有官名錢治平,與劉之協同籍安徽,于是偽造鈐記,復印在文書及封套上,從而以錢治平的名義招搖撞騙,并將平日有嫌怨之高添受指為白蓮教,假稱高添受招認,白蓮教首領為心三力,實際上是把劉之協姓名中的協字改作心三力。[40]不法分子借助縉紳錄達到不可告人目的的卑劣做法還有其他佐證,寧調元在小說《黨案一斑》中虛構了遞送《京報》的長沙人李甲,因得罪水師營弁彭某,被陷害的故事:李甲從友人處借得《縉紳錄》二部,街上巧遇彭某等,被捉住蒙目,稱李甲放飄,結果在縉紳錄中果然查到攜帶飄布數十張(飄布是舊時秘密會檔發給其成員的布質憑證)。[41]把陷害人的證據夾在縉紳錄中,無疑是因為縉紳錄是常見之書,常用之書,不易被人懷疑和察覺的緣故。

世俗與功利,結合官場的陋習,甚至影響到詩文,一些作者賦詩寫文全為應酬而作,不求詩歌的韻律與精雅,惟求題目中官名銜稱一應俱全,“近有一友,越數千里來訪,呈其詩稿,一部《縉紳便覽》也”,尤侗對該現象予以批判,“詩需有為而作,何得借為應酬具乎”,反對詩歌題目中遍布官職名稱,以詩歌作為官場應酬工具的做法。[42]

綜上所述,清代縉紳錄,可謂研究清代閱讀史的珍貴文獻,其閱讀群體上至朝堂,下及民間。作為清王朝的核心統治制度——官僚制度的載體,縉紳錄為清人所矚目,并對不同的社會階層產生各具特色的影響,其閱讀行為、感受和體會則千姿百態、包羅萬象?N紳錄的閱讀史研究,生動體現了清代官僚制度禮制與官制合一的運轉特點與強大的社會與文化功能,當然,與之相應,這些恰是縉紳錄文獻的生命力與商機所在。

(本論文于2018113-14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所舉辦的“《縉紳錄》量化數據庫與清史研究學術工作坊”宣讀,論文寫作得到李中清-康文林研究組研制的《縉紳錄》量化數據庫支持,,HK RGC GRF 16400114 “Spatial, Temporal, and Social Network Influences on Officials’ Careers during the Qing: Creation and Analysis of a National Database from the Jinshenlu, 2014-2016” ,PI: Cameron Campbell.謹致謝意。

【本文原刊《清史研究》2018年第4期。此據作者電子稿并省去注釋。引用請務必參考紙質刊物上正式發表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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