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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愛平:改革開放四十年清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來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點擊數:569 更新時間:2019-9-26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撥亂反正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確立,學術研究迎來了發展的春天。40年間,清史研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取得了極為豐碩的成果。如果仔細分析起來,又可以2000年為界,大體分為前后兩個階段。



一、80年代至20世紀末

改革開放的前20,80年代至20世紀末,是清史研究打破堅冰,沖破壁壘,拓展領域,夯實基礎,回歸清史本身的階段。

從研究對象來看,改革開放之前,在現行學科體系之下,清史被切割為兩段:以鴉片戰爭為界,鴉片戰爭以前的清史歸屬于中國古代史,鴉片戰爭以后的歷史則稱為中國近代史。就前半段而言,鴉片戰爭以前的清史特別不受重視,在整個中國古代史三千年歷史當中,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小尾巴。大學的中國古代史課,宋代以前占據了絕大部分時間,明代已然比較簡單,清史則是一帶而過,研究更是被打入冷宮,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地位。后半段即1840年以后的歷史極受重視,但它卻是近代史,主要依據毛澤東闡述的“兩個過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結合,把中國變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過程,也就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斗爭的過程)的理論,以階級斗爭為主線,重視“三次高潮”(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義和團反帝運動、辛亥革命)、“八大事件”(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關注帝國主義侵華史。實際上是從革命史的角度研究這80年的歷史,而不是從清王朝的角度研究清史。

改革開放以后,清史研究逐漸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和界限,不再以鴉片戰爭為斷限將清史人為地一刀兩斷,而是把有清一代的歷史視為一個整體,從而使清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貫通前后的一代王朝的歷史。如《清代全史》10卷本(1991),就是對有清一代近三百年歷史進行全面梳理和探討的多卷本著作。又如《清代人物傳稿》20卷本(1984 2001),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是傳統意義上的清代人物傳記,下編則是1840年以后清史人物的研究成果,二者基本囊括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間的重要人物。清史研究對象的拓展和確定,堪稱是一個根本的革命性變化,奠定了整個清史研究發展和興盛的基礎。

與研究對象相關的是研究視角的變化。清前期的歷史擺脫了中國古代史附庸的地位,清后期的歷史則突破了革命史的敘述模式,學界開始全面地、完整地、系統地對從清朝開國到王朝覆亡的歷史進行探討,力圖闡明清朝從崛起到發展、鼎盛,再到衰敗和滅亡的過程,同時展現有清一代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發展和變化。

在研究方法上,清史也跟各斷代史的研究一樣,突破了改革開放之前那種教條主義的框架和模式,趨于實事求是,趨于客觀理性。與此同時,對其他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借鑒,并引入到清史領域的研究當中,如人類學的研究方法、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田野調查等等。

與此相應,清史研究的領域也大大拓展。改革開放之前,清史研究主要著眼于經濟形態、階級關系,重視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關注滿族社會性質、社會形態,以及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改革開放之后,清史研究的領域拓展到社會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科技史、制度史、宮廷史、地方史、邊政史、邊疆民族、中外關系等各個方面。此外,對清代重要歷史人物,如康熙、雍正、乾隆等歷朝皇帝,洪承疇、李光地、曾國藩、慈禧等有爭議的人物,對重大歷史事件如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等,重要歷史現象如康乾盛世、邊疆開發等,也都有研究或爭論?梢哉f,對有清一代歷史的研究已開始進入一個全方位、多元化的新的歷史時期。

與清史研究發展相輔相成的是大量文獻、檔案資料的整理出版。文獻如包括文淵閣《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在內的《四庫》系列叢書,各種地方碑刻資料、契約文書等;檔案如《清實錄》、起居注、朱批奏折、上諭檔、宮中檔、海關密檔,地方檔案如孔府檔案、四川巴縣檔案,以及人物檔案如吳煦、盛宣懷、達賴喇嘛等。這些文獻、檔案的大規模整理出版,為方興未艾的清史研究夯實了豐厚的資料基礎。

二、新世紀以來(2000年迄今)

進入新世紀以來的近20,可謂是清史研究受到高度重視,得到迅猛發展,研究視角、方法和研究領域日趨多元化的階段。

在前期發展的基礎上,清代特殊的歷史地位日益凸顯,清史對現實的借鑒作用也愈益受到關注。清朝是中國古代社會中最后一個封建王朝,又經歷了從古代社會向近代社會的轉變,距離今天最近,許多問題諸如疆域、人口、民族、宗教、生態環境、經濟發展不平衡等都和現實生活密切相關,影響到今日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族、文化等各個方面,對今天的經濟、文化建設尤具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清史研究也因此而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同時也得到學術界和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事,就是國家大型文化工程《清史》纂修的開展。這項工程于2002年底正式啟動,迄今已整整16年。海內外學術界先后有1000余名學者參與了此項工作,不僅從事清史、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大多參與其中,而且有關學科專業如財政經濟、天文歷法、醫藥衛生、科學技術等專門領域的學者亦有參與。日前,新修《清史》全書106卷約計4000萬字已提交送審稿,參考文獻匯總、索引制定等后續工作尚在進行中?梢钥隙,新修《清史》的告成,無疑是對百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40年來清史研究的階段性總結,同時也標志著清史研究一個新的更高的起點。

在國家修史工程開展的同時,學界對清史研究的視角也進一步拓展和深化。改革開放以來將有清一代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予以觀察、進行研究的視角成為學界共識,新修《清史》即以九卷“通紀”提綱挈領,梳理有清一代自崛起、入關、統一、鼎盛,到中衰、自強、救亡,直至覆滅的歷史。對清代歷史上的一些關鍵節點,學者也注意從不同的視角予以探討。如辛亥革命,以往多從革命史的角度對其進行研究,近年來,學界開始關注清王朝自身,試圖從清朝本身的角度探討一代王朝走向沒落和衰亡的緣由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問題。尤其是與清朝所處的全球化時代相應,學界的全球化視角也日益拓展。上世紀90年代末,學界開始把清史置于世界歷史發展的坐標系當中,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進行觀察和研究,出現了《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等代表性成果。新世紀以來,清代中國的邊疆民族、與周邊各國的關系以及與世界歷史發展的聯系等問題,受到國內外學術界更多的關注,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如“新清史”學派的出現及其爭論!靶虑迨贰北緸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興起的一個清史研究的學派,其后逐漸影響到中國學界?傮w而言,“新清史”提倡從滿族視角看待清朝歷史,重視滿洲特性和民族認同,強調滿族在創建清朝中國過程中的貢獻,強調清朝統治中的滿族因素,并且重視滿文檔案和其他民族文字的利用。這一研究視角,對于糾正學界以往只講滿族漢化,或者某種程度上貶低滿洲和清朝歷史的偏向,無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其一定的學術價值。但據此否認滿族漢化的歷史事實,否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否認清朝的中國國家認同,則是不科學的、片面的。目前,有關“新清史”的討論仍在繼續,相信通過深入的研究,清代歷史的面貌會更加全面、清晰,我們對清史的認知也會更為客觀、理性。

隨著研究的深入發展,清史領域得到了更廣程度的拓寬,諸如書籍史、閱讀史、女性史、日常生活史、醫療衛生史、生態環境史、家族宗族史、民間信仰、秘密社會等以往不太關注的方面,都受到學者相當程度的重視,故宮學等新的學科概念的出現,也成為清史研究的新亮點。與此同時,清代歷史的一些重要問題和重要事件,進一步得到學界更為深入的研究和討論,如對清代經濟宏觀趨勢與總體評價的研討,有關戊戌政變袁世凱告密問題的爭論,對太平天國的研究和反思,對光緒皇帝死因的鑒定和研究等。而新的科學技術手段的運用,如“e考據”的出現,各種數據庫的開發與建設,也成為促進清史研究的重要推手。

在圖書資料方面,以新修《清史》工程的文獻、檔案整理為標志,清史研究的資料建設和文獻基礎得到了更大的發展。清代文獻如《清代詩文集匯編》《清代稿抄本》等大型叢書對清人詩文集以及珍稀著述的發掘和整理,重要人物如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黃遵憲、梁啟超等個人全集的重新整理出版,檔案資料如《清代中南海檔案》《庚子事變清宮檔案匯編》《清宮熱河檔案》《大連圖書館藏清代內務府檔案》等諸多珍貴檔案的發掘、整理和出版,都為清史研究的深入開展提供了優越條件。

尤為值得重視的,是清代文獻檔案的數字化建設。如清代檔案總量約1200萬件,目前已開發約700萬件,其中不少檔案在《清史》工程內部的“中華文史網”上得以開放利用。又如,《清實錄》《東華錄》《清會典》等諸多基本史料均已數字化,不僅可以閱覽,還能檢索下載,為學者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清史知識的普及和全社會對清史關注度的提高。進入新世紀以來,有關清史的通俗讀物大大增多,各種題材的清宮劇也盛行一時,雖然不免存在編造的弊端,有的甚至誤導民眾,但在清史知識的普及方面仍起到了相當的作用。

三、問題與反思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清史研究發展迅猛,成果豐碩,可謂是自清王朝覆滅之后,真正意義上的清史研究開展以來發展最快、變化最大、成就最高的歷史時期。完全可以說,改革開放四十年間,是清史研究開展一百多年來最好的時期。當然,其中也不免出現一些問題,存在一些弊端。有的是各斷代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比如理論指導尤其是唯物史觀的弱化,研究選題以及研究本身的碎片化趨向,以及一味追求新奇甚至怪異,刻意做翻案文章等。不僅如此,由于清史本身的特殊性,其研究還極易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前的清史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曾不同程度地受到社會環境和意識形態的影響,諸如清史研究中的民族主義立場、近代史的革命敘述模式,以及教條化的傾向、以論帶史的弊端等。改革開放以來,這種情形有了很大的改觀,但并未完全消除。不僅國內學界如此,即如海外“新清史”的出現及其爭論,也不完全是研究視角的不同、學術觀點的差異問題。就此而言,在清史研究中如何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處理好學術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亦因如此,在當前和今后的清史研究中,我們一定要堅持實事求是,要從聯系、發展和變化的觀點去考察社會現象和歷史問題,要把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置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之下進行分析研究,盡可能作出客觀、理性的評價,從而使我們的清史研究既能夠經得起歷史的檢驗,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又能夠發揮歷史的“資治”作用,為今日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提供參考和借鑒。

原刊《文史哲》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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